周恩来谈“两科”合并后科学院的任务与体制改革
    1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国家科委与科学院合并后的任务和体制改革问题作指示：中国科学院的任务，是负责组织科技战线的典型经验调查，组织开展学术批判与学术交流，管理科技情报、计量和标准化工作；抓住一些综合性、长远性、探索性的重大课题，紧密联系生产实际，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对那些没有部门归口的重要科研领域，如激光、天文、地震、微生物等，保留一些直属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理论及应用的研究。
　　院革委会提出科学院任务和体制的设想
　　1月5日至15日，国家科委军管会与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举办“中国科学院体制改革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中国科学院任务与体制的设想。接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联合办公会议又进行讨论，并于1月26日向周恩来总理、国务院业务组呈送《关于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后的任务和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分“任务与体制”和“几点建议”两部分。
　　关于中国科学院直属科研机构的任务，《报告》提出四个方面：(一)数、理、化、新技术方面，进行大能量、大功率激光器、中小能量激光器、受控热核反应、新能源及储能技术；光学与红外技术理论及应用；固体电子学基础理论及电子新技术、计算技术、自动控制理论与新方法；力学与超声基本理论及应用；物理学基础理论；催化理论及基本化学分析方法、新型材料探索等的研究。组织数学研究人员参加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根据实践需要进行研究。(二)生物学方面，进行生命起源与细胞起源、遗传变异、生物催化、光合作用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仿生学的探索与微生物的应用研究。(三)天文、地学方面，进行天文学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地震预报研究；以及地球物理和大地结构物理的研究；中国和世界地理条件的分析及自然地理地图的编制和研究。(四)组织好科技情报、计量与标准化工作。《报告》强调基础理论研究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并与大学紧密结合。
　　关于科研体制，《报告》提出按照精兵简政以及减部门、减层次、减人员的方针，中国科学院的直属单位保留约30个，其中包括原属国家科委的计量、标准和科技情报机构，以及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印刷厂等。
　　“几点建议”中提出：(一)全国性的科技方针政策、科学规划、科研单位的布局、重大科研任务的协调等，涉及中央与地方、国防与民用的全局性问题，科学院既管不起来又管不好，建议设立“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二)请国防科委将计算所、半导体所等10个单位划回科学院。(三)为了使科研与生产、使用紧密结合，以及发挥地方积极性，科学院将22个单位交给中央有关部门；44个单位下放给地方。(四)撤销科学院大区分院和一些单位，如综考会、心理所等。
　　国务院对这个报告没有批复。
　　综考会、心理所、北京植物园被撤销
　　1月26日，院革委会决定撤销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心理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6月1日关于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获准后，这几个单位被正式宣布撤销。其实早在1969年，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无视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对以及聂荣臻副总理的意见，已经强行撤销这些单位并把全部职工下放五七学校劳动。撤消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称综考会的工作与生物学口、地学口单位大部重复；心理学是“伪科学”；植物园研究花花草草，是“封、资、修”的一套等等。轻率无知的举措，给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北京植物园于1950年开始筹建，1955年正式成立，1962年基本建成。到“文革”前夕已成为拥有4千多种植物、初具规模的植物园。它收藏的种子标本在全国首屈一指，同世界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植物学机构建立种子交换关系。北京市的园林花木新品种大多由此引种。北京植物园撤销后，1970年3月31日由中央警卫部队接收，改为向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和农场。20间冷室和10间温室被改为鸡舍。温室植物，最好的被送到一些领导人家里，剩下的由北京几个大公园任意挑选；或拿到花摊出售。果树品种园被改成菜园。北京植物园职工对于十多年劳动成果毁于一旦，万分痛心，他们多次呼吁恢复植物园。1973年3月院革委会承认撤销植物园没有认真调查，没有慎重研究，是轻率的、错误的决定。1973年北京植物园开始重建。这时，植物园原有4000多种植物只剩下300余种；700多种木本植物只剩下100种；600余种珍贵葡萄品种和已经育成的正待推广的50-60种草莓新品种荡然无存；几十亩研究果园和原始材料园几乎全毁；温室破烂不堪；图书、资料、种子标本损失惨重。植物引种驯化研究是周期性很长的连续性工作，北京植物园重建实际上等于从头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该园仍未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
　　心理所筹建于1950年，1956年成立研究所，到“文革”前夕，在教育与儿童发展心理、感知觉与航空工程心理、医学生理心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实验设备已基本接近国际水平，成为中国唯一的综合性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文革”一开始，心理学就被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心理所正常研究秩序完全被破坏，两位副所长、心理学家曹日昌、丁瓒先后被迫害致死。“砸烂心理所”成为革命口号。心理所撤销后，全所人员下放到湖北五七学校，实验设备被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研究实验楼被占用。经过全所职工近20年辛勤努力建成的中国最主要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一夜之间解体了。从1971年起，原心理所人员不断写信，指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应当允许研究。1972年10月，湖北五七学校将撤销，心理所人员无家可归。在他们强烈要求下，1972年1月，科学院革委会才同意举办学习班，讨论心理所的恢复问题。
　　1966年以前，国家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在科学院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科学院对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方面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组织和实际调查研究工作。综考会撤销后，器材、物资被处理。1972年，由于全国宜农荒地资源调查的需要，综考会部分人员被召集回北京。197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
　　科学院直到1976年3月23日才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补送《关于我院心理所、综考会变动情况和重建问题的报告》。国务院于1977年6月批准成立心理研究所。
　　广州6个院属研究机构被整编
　　在中国科学院体制改革报请国务院批准之前，2月，广东省农林水战线革命委员会先行接管了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南昆虫研究所、广州地理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南真菌研究室与中南土壤研究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南海水产研究所，连同广东省属的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等9个单位，“按农、林、牧、副、渔同类归口合并的原则”，进行整编，建立广东省农林水科学技术服务站粮食队、林业队、畜牧队、经济作物队、水产队等5个专业队。3月中，整编工作结束。整编的情况是：
　　畜牧队以原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所为主，调入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系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广州地理所的部分人员。经济作物队以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为主，调入中国科学院中南土壤室、中南真菌室、中南昆虫所、广州地理所以及原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系、蚕业系、果树所、柑桔所的人员。原华南植物所的华南植物园改为广东省农林水服务站红卫经济作物试验场。此外，南海海洋所与广州地理所的一部分人员调入水产队；广州地理所、中南土壤所、中南昆虫所的一部分人员调入粮食队；广州地理所、中南昆虫所、华南植物园的部分人员调入林业队。
　　农林水科学技术服务站的科技人员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一起搞科研活动。在极左思想主导下，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否定科研队伍的作用，研究技术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改造，给科研队伍和科研工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下午9时35分，火箭离开发射架，直冲云霄。9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9时50分，广播事业局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次日下午，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早在50年代末，中科院就从研制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和实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的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1965年，研制和发射卫星的条件成熟了，院党组又向国家提出《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的报告。同年8月，中央专委原则批准此报告。院立即组织卫星设计院、地面测控台站网、扩建卫星总装厂、召开第一颗卫星的方案论证会、卫星系列规划会、以及组织开展包括第一颗卫星和卫星系列有关的科研项目。其中包括星上仪器、地面观测设备、新型材料、特殊元器件、姿控设备、空间环境模拟设备、轨道选择与测轨预报方案、时频发播、太阳活动预报、气象预报、发射场与跟踪站地心坐标的测定、卫星回收方案等。科学院承担有关卫星研究试制项目的研究所、厂约60个，下达任务卡片数百张。
　　1967年末，当卫星研制的第一批成果已经到手，并为以后的卫星系列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卫星各分系统的初样产品已基本配套、桌面联试即将开始，初样阶段研制工作已接近完成的时段。由于国防科技体制大调整，根据中央决定。1968年1月起，卫星研制的主持工作以及主要承担卫星研制的651设计院(卫星设计院)、701工程处(卫星地面台站网筹备处)、卫星总装厂(含陕西在建的卫星装配分厂)、以及应地所、西南电子所、自动化所等划拨给国防部门，成为国防部门组建卫星研究院(现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和跟踪观测台站网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承担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主要部分在新的部门继续他们正在进行的研制工作，另一部分仍留在院内继续承担配合性的研究工作。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中国航天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发展航天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提出科研工作“三面向”的口号
　　“文化大革命”对科学院科研工作本身的批判，集中在指责其“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的“三脱离”等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上，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科研工作要“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生”的口号。
　　4月29日，陈伯达在谈论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时，把“面向中小学”作为科学院的方向和知识分子的道路。他鼓吹“超历史、超国际，要靠中学生”，“中学生很敏感”，大学教授、科学家要效法“孔子师项橐”去“接受中学生的教育”。科学院组织京区各所研究人员走出院门，有1811人到工厂、农村去；190人到33所中学和8所小学去，开展科研、生产、教学三结合的工作。“面向中小学”被官方和新闻媒体誉为意义深刻的“新生事物”，而到中小学去的研究人员却普遍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之中，研究地理学的却去教政治课，研究植物学的被派到校办工厂中去创办三极管车间，研究微生物的去搞粉末冶金，研究遗传学的去研制电闸，研究动物学的去生产汽车零部件……科研人员对此极为不满。“面向中小学”的口号随着陈伯达在中央受批判而终止，但是“三面向”却一直在起作用。
　　院属78个研究单位下放地方
　　6月1日，国家科委军管会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向周恩来、陈伯达和国务院业务组呈送《关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科委党委关于体制调整意见的报告”的情况报告》，两个报告均获批准。报告分别就现有的84个单位以及由国防部门交回科学院或转交的31个单位，提出调整体制的意见。
　　体制调整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有利于做到亦研、亦工、亦农；有利于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学校去，做到使用、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有利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使得科研单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这次体制调整，动作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共有48个单位下放地方；30个单位实行以地方为主与科学院双重领导；5个单位交给产业部门。
　　下放地方的48个单位是：生理所、植物生理所、实验生物所、药物所、上海生物实验中心、华东昆虫所(下放上海市)；土壤所、南京植物所、南京地理所(下放江苏省)；华东物质结构所、华东亚热带植物所(含福州微生物室)(下放福建省)；庐山植物园(下放江西省)；海洋所、济南化学所(下放山东省)；华南植物所、南海海洋所、中南昆虫所、中南真菌室、广州地理所、中南化学所、中南土壤室(下放广东省)；水生生物所、武汉微生物所、武汉植物园(下放湖北省)；河南化学分所、河南地理分所(下放河南省)；东北石油研究所、林业土壤所生物分所(下放黑龙江省)；林业土壤所(下放辽宁省)；东北地理所(下放吉林省)；昆明植物所、西南动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下放云南省)；西南有机化学所、西南生物所、重庆土壤室、地理所西南分所(下放四川省)；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所、西北植物所、西安植物园(下放陕西省)；新疆分院物理所、化学所、生物土壤所、地质地理所(下放新疆自治区)；西北高原生物所(下放青海省)；冰川冻土沙漠所(下放甘肃省)；华北地理所(下放河北省)；遗传所山西分所(下放山西省)。
　　实行地方为主与科学院双重领导的30个单位有：生物化学所、上海天文台、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有机化学所*、硅酸盐所*、冶金所*、华东技术物理所*；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天文仪器厂、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安徽大能量大功率激光所*(安徽光机所)；东北物理所*、工程力学所、东北计算中心*、东北工业自动化所*、沈阳科学仪器厂*、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青海盐湖所；西安光机所*、陕西天文台；兰州地质所、兰州地球物理所、兰州化学物理所*；昆明地球物理所；贵阳地球化学所；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所、武汉岩体土力学所、中南物理所*、中南大地构造室等(有*号者为国防部门交还的，下同)。
　　交给产业部门的5个单位是：太原燃料化学所(交给燃料工业部)；北京综合运输所(交给交通部)；沈阳金属所*、长沙矿冶所*、昆明贵金属所*(交给冶金工业部)。
　　此外，中国科学院各大区分院撤销，分院人员以及所属的为研究工作配套服务的图书馆、工厂，全部下放地方。
　　经过这次调整，中国科学院只留下了北京地区的18个单位。如此轻易地将几十个研究单位交出去，不顾研究所和接收单位的不同意见，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时期才会出现，其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甲胎蛋白研究及其应用
　　过去由于对原发性肝癌缺乏有效而可靠的诊断治疗手段，死亡率在中国各种肿瘤中居首位。甲胎蛋白(简称AFP)存在于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之中，其含量随病情的发展而渐趋上升。而健康人和其它癌肿患者(某些恶性畸胎瘤和个别转移性肝癌除外)或其它肝病患者，均无这种现象。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和法国初步报导了AFP对原发性肝癌诊断价值后，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1978年改称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上海第二医院等单位协作，于1970年6月在中国首先研究人体AFP，同年8月制成AFP抗血清，建立AFP琼脂双扩散法，对就诊肝癌、其它肿瘤、肝病患者及正常人血样进行检测，对肝癌确诊率达65%左右。此项成果于1971年第一季度用于防癌普查，发现两例无临床症状的早期肝癌患者，肯定了AFP临床应用。上海细胞生物所与瑞金医院同位素室协作，首先建立了AFP放射免疫测定法，灵敏度达2.5-20毫微克/毫升，对琼脂扩散阴性的肝癌患者进行AFP放射免疫复查，转阳率达64.3%。
　　这项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国肝癌早期诊断、普查的广泛开展，对提高治疗水平，有重大贡献。
　　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联合办公和合署办公，并与国防科委基本解决体制调整问题，为“两科”的组织合并打下了基础。
　　7月1日，“两科”合并，成立新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委员45人，其中：解放军代表10名，领导干部11名，群众代表24名。革命委员会常委与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是一个班子，由15人组成。但核心小组名单中央未批准。革命委员会常委为郭沫若、李四光、刘西尧、石煌、崔星、董铁城、郝梦笔、李灿、岳志坚、萧剑秋、张魁三、倪弄畔、王锡鹏、柳忠阳、党文林。革命委员会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李四光、刘西尧、石煌、崔星。其中，石煌、崔星原为国家科委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原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机构的基础上，设立科研生产一组(又称第一业务组)，承担原国家科委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的管理工作；原科学院的科研生产组改为科研生产二组(又称第二业务组)，其他机构如办公室、政工组、外事组、后勤组、地震办公室等不变。
　　陈伯达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规定，要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四人帮”与陈伯达选定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予以集中批判。1968年7月5日，科学院革委会向毛泽东、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称，最近组织了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在批判“相对论”取得经验后，将继而在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也开展类似的批判。1970年8月17日，陈伯达提出“要开个万把人的大会，请中学生也参加。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指使要把批判搞成群众运动。科学院革委会立即组织“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由于许多科学工作者反对这种荒唐愚蠢的批判，而且不久之后，陈伯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使原定企图公开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活动，变成了内部讨论，批判爱因斯坦在科学院不久便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