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院机关作重要调整
    为了适应科学院学部成立后的新情况，健全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并根据整编精神，提高工作效率，科学院将院部机构调整方案于1955年11月15日报陈毅副总理，经国务院批准后，于同年12月27日通知院属各单位，自1956年1月1日起按新机构办公。调整方案为：(1)原办公厅学术行政工作部分与原秘书处合并成学术秘书处，原办公厅撤销。(2)成立管理局，管理财务、总务、器材、基建等工作。(3)扩充原办公厅所属联络处，成立联络局，管理本院与国外的科学联络工作。(4)以原人事局的理论教育处为基础成立科学干部培养部。(5)原人事局专门负责干部管理工作，改称干部局。6.撤销原编译局，将其部分工作并入科学出版社，并在编译出版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协助院长、院务会议领导全院编译出版工作。(7)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协助院长、院务会议领导综合调查工作。(8)原四个学部名称及职责均不变。
　　编制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之后，科学院的任务加重，为适应新的情况， 7月28日的院务常务会议决定：(1)撤消学术秘书处，原学术秘书处的学术秘书分别参加有关学部的工作。(2)恢复办公厅、计划局，设立宣传局和器材局。(3)干部培养部改为干部培养局。这一决定于1957年1月1日通知院属各单位。
　　全面启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
　　1955年11月15日，科学院在院部机构调整致毅副总理的报告中提及，因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野外考察调查日益增多，今后任务更加繁重，急需有专门机构管理，拟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当年12月27日，院通知所属各单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主任，自1956年1月1日起办公。
　　竺可桢是中国综合考察事业的倡导者、奠基者和领导者。他认为在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合理的。因此，必须对有待开发的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或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在充分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等基本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和利用的方案、国民经济的发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配置的方案，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依据。综考会成立不久，竺可桢就领导组织有关科学家编制综合考察的十二年远景规划，把多项全国综合考察任务，归纳为五项，即：1.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的研究；2.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的研究；3.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4.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的综合考察；5.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综考会成立后至“文革”前，科学院组织了二、三十个综合考察队，按规划中确定的地区和任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加强与高等教育部的合作
　　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于1月10日发出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几项试行的合作办法的通知。通知提出的合作办法有如下四项：(1)高等学校和科学院可以共同采用和推广的几种合作方式为：双方相互利用对方特有的高级人才和设备、共同组织科学考察队、相互代为培养青年教学或科研干部以及相互委托对方科学家进行科研或教学工作等。(2)高等学校和科学院双方科学家在工作需要和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相互在另一方兼职，但应以主要工作岗位为主，不采用合聘方式。(3)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诸如科学研究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重点的实施、参加各种科学会议、全国范围的评奖工作以及图书资料和仪器的利用等均有详细规定。(4)为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专长和潜力，采取减少教学和教学行政工作量、配备秘书或增设副职、助理人员以及减少过多的非学术性社会活动和兼职等措施，以保证他们能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和学术领导工作。
　　为最充分地发挥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力量，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经协商，于3月1日向有关高等学校发出通知，双方拟合作筹建如下研究机构，即科学院与南京大学合作筹建心理研究所，与东北地质勘探学院合作筹建长春地质研究室，与清华大学合作筹建动力研究室，与西南农学院合作筹建重庆土壤研究室，与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合作筹建武汉微生物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合作筹建上海数学研究室，与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合作筹建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与云南大学合作筹建昆明生物研究所。上述除昆明生物研究所外，皆陆续付诸实施。
　　周恩来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文化问题进行决策。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委的有关负责人等共1279人。1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0日，毛泽东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期间，张稼夫、武衡代表科学院在会上发言。
　　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充分肯定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问题。他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当今世界科学迅速发展“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的情况下，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向现代科学进军。
　　为了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科学规划，使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提出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于我国最急需的学科门类，迅速派人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学习，回国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建立发展这些门类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可以请苏联专家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第三，对在华苏联专家不要只当作普通工作人员，而要当作导师来用，以便加速培养干部。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高等学校要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第六，政府各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还明确批评了忽视科学理论研究的错误倾向：“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
　　各学部负责人到怀仁堂作科学报告
　　1月21日下午，院长郭沫若率领各学部负责人在怀仁堂向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干部作科学报告。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潘梓年分别报告国内外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技术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各省、市和部、委的负责人约一千三、四百人到会听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也出席报告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会后，数学家华罗庚说，科学家在台上讲，主席在台下听，这实在是给科学家的莫大光荣。3月29日，中共中央将讲稿转发至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军委总政，以帮助党的干部了解世界和中国科学发展的简要状况及中国科学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
　　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月31日，国务院召开有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制订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李富春在报告中，阐述制订远景规划的目的、要求、要注意的原则以及规划的内容。陈毅要求在制订规划中，各部门“党委及行政负责人和科学家建立同志式的感情，找彼此间的共同语言，打破隔阂，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3月起，十人规划小组以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4月，有16位苏联科学院专家应邀来中国对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补充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经过六个月的工作，于8月完成《规划纲要(草案)》。8月下旬，由陈毅主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规划纲要(草案)》进行结论性讨论，并通过《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从而完成了编制任务。十二年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住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列入十二年规划的57项重大任务中，以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两项合并占总项数的40.4%;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
　　参加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开展石油地质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全国境内，进行过石油调查的地区很少，勘探资料更缺。中国被某些专家判定为“贫油国”。建国后，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石油来源成为紧要问题。而靠人造石油解决，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国家领导人向科学家征询意见后，决定加速石油地质勘探工作。1956年3月，由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工作的咨询机构。李四光任主任委员，科学院有地质所侯德封、张文佑，古生物所赵金科，地球物理所顾功叙参加为委员。
　　科学院先后组织院内地质构造、沉积、地层、古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配合地质、石油部门开展石油生成条件、分布规律和油气远景预测的科研工作。地质所、兰州地质所经过大量的野外调查工作和对地质、石油部门已有的勘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于1959年，写出《中国西北陆相油气田的形成及其分布规律》专著，提出“内陆潮湿凹陷”的陆相生油理论，并对中国西北含油气盆地进行了评价；古生物所建立了柴达木西部边缘地区从上泥盆纪到第四系的地层序列，并详细划分了第三纪地层，为油气勘测提供了地层对比的基础资料。以后，中央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部署。科学院又将大批石油地质科技人员开赴东北松辽平原，有力地配合了大庆油田的开发。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进行了表彰。1982年，该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以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排序的获奖名单中，科学院的主要获奖科学家有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
　　加强科学院领导力量
　　为充实、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调集一批干部到院工作，组成强有力的院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张劲夫*、裴丽生与杜润生等于本年3月初到院工作，张、杜二人首先以主要精力投入制定十二年规划。5月9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张劲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列李四光之后)、院党组书记，裴丽生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任副秘书长，为党组成员。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又批准任命钱三强、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为副秘书长。同一届党组成员还有秦力生、谢鑫鹤、郁文、潘梓年、尹达。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调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工作。
　　张劲夫(1914- )安徽肥东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徽工委宣传部部长、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浙江省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裴丽生(1906— )山西垣曲人。1929—1933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天津《中国新报》编辑，牺盟会总会宣传部部长、山西第三行署副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中共太岳区行署党组书记，太行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山西省省长。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秘书长，1960年3月升任副院长。
　　周恩来与科学院负责人谈政治与科学的关系
　　5月1日，周恩来总理同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那些是对的或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那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那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驌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驌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这样把科学与政治分开了，然后再把科学与政治结合起来。
　　随后于5月26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根据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阐明“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
　　为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采取四项紧急措施
　　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过程中，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四个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时期内改变现状，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后来人们简称之为“四大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实施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审议，立即批准，并同意由科学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着手筹建有关研究机构。7月28日，第20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以及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华罗庚、钱伟长、李强分别任这三个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半导体方面，则先在应用物理研究所建立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由王守武负责。除了把科学院现有的这几个学科的有关研究人员集中到这几个研究单位以外，还从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调集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其次是在某些高等学校设置相应的新专业，科学院利用讲习班等形式协助培养研究人才。同时，调整留学生的学习科目，使更多的人进入新学科领域学习，同时选派人员到苏联进行一至二年的学习，掌握新学科。再次是建立协作关系。
　　四项紧急措施及时实施的历史实践说明，它为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在计算技术、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以及一系列有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技术条件。
　　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
　　三十年代前后，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1948年，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李森科派取得了“胜利”，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曾把苏联的这套作法当作经验引入中国，出现了用行政手段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中国科学家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影响了教学和科研。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的根本方针后，中共中央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要在遗传学领域内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提供一个榜样。经过认真研究遗传学的有关问题，8月10日至25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科学院、高教部、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等系统的遗传学、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胚胎学、生物化学等各方面的生物学家43人出席，另有70余人列席。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上对“百家争鸣”的政策作了解释，他说：苏联李森科问题，从党的工作方法的角度来看，是个教训。过去强加给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应全部摘掉。座谈会按六个专题，即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遗传学研究工作、遗传学教学工作，共讨论14次。会上，两派学者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几年来遭受批判、被迫停止讲授和研究工作的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第一次得以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李森科学派的遗传学家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批判了李森科的某些错误。
　　会后，科研、教育和出版部门，分别作出规定，改变过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被迫停止讲授的摩尔根学派的课程和科学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这一次遗传学座谈会对学术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也起了推动作用。1957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了《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
　　中国科学院首批留苏研究生启程赴苏
　　中国科学院首批派往苏联科学院学习的研究生共129人，分别于8月底和9月初启程赴莫斯科。本年2月3日，院干部培养局根据高等教育部由机关干部中选拔留苏预备研究生的通知，向院属各研究机构发出在本院干部中选择留苏研究生的相应通知。6月26日，院务常务会议听取院干部培养部陈泽副主任访苏了解苏联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情况汇报后，讨论实施1956年留苏研究生计划的办法，决定组织一个小组，由陈泽领导，负责进行选拔和各项准备工作。
　　引种驯化印度蓖麻蚕成功
　　原产印度的蓖麻蚕，1949年前曾几次引入中国。因没有掌握它的发育规律，在饲养过程中，或卵不出蚕，或蛹不化蛾，或蛾不交尾，或交尾后的卵子不受精，使引入的蚕种先后灭绝。实验生物所朱洗在卵子发育的研究中，了解温度等环境条件对发育的关系。他与其研究小组从1952年起抓住饲养和越冬两个关键问题，详细分析卵子发育的过程，发现不孵化是因为空气干燥致卵壳硬化造成的；不化蛾、不交尾和不受精是因为温度太高，阻碍蛹的生殖器官和生殖细胞的发育或退化造成的。因此，他们用调节湿度和温度的措施，使蓖麻蚕在中国落户，并与各地蚕业单位合作推广，成为农民一个新的副业并可增加国产天然纤维。1956年9月，《蓖麻蚕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研究获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确定科学院在国家科研工作体制中的地位
　　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周恩来并中央送呈《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随报告送去《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等附件。《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第五节专门阐述“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其中提出：
　　正确地建立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能在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的原则，有计划地协调地进行工作，是顺利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两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用最大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必须使科学院逐步形成为一支坚强的科学核心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能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
　　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有区别的。科学院的研究所可以少受眼前生产上比较零星问题的束缚，可以把主力放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担负起探索新方向和寻找新道路的任务。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发展重要的技术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是各产业部门共同需要的，有些还是带有边缘性的科学生长点。这些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提高，可以促成很多方面的技术进步。
　　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
　　向中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设立研究机构的建议
　　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院党组就拟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认为没有必要把所有拟建研究机构都集中在科学院，可分为三类情况处理。第一类，是少数能解决哲学、社会科学中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所，一两年内设立的有十个，即：经济第二、第三、第四所，上海经济所，民族所，法学所，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国际关系所。1958年以后拟建立的还有亚洲所、世界史所、世界经济所、文学所第二研究所。第二类为各部门的研究所，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问题研究所等11个。第三类为地方研究所，计有四川民族研究所等六个。院党组建议，第一类研究所由科学院直接管理或委托有关地方或部门管理，建制、开支归科学院。第二、三类研究所，只在学术活动和计划安排上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适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