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曾长期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真正重大的科技发明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目前基础研究投入还是太少，过去五年，我国政府加大了对R&D的投入，使R&D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提高到1.13%，结束了长期徘徊在0.5%的局面。在1.13%中有6%~7%为基础性研究，剩下的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到实现产业化时应该有10倍都不止的资金投入。加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需要更多支持。”

    何祚庥院士为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一个应用研究成果(锂离子电池项目)能顺利产业化到处“游说”，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产业化。他认为这是个幸运的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最大的两个企业“联想”和“地奥”参与投资。但是更多的项目缺少资金的投入在搁浅需要更多的人关注。日前记者就如何提高科技产业化的问题采访了何祚庥院士。他以亲身参与推动的一个项目为案例生动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的锂离子蓄电池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案例，当初这项技术的基础研发都已经成熟了，就是苦于没有资金来做产业化的投资。这个项目是很有广阔的投资前景的，何祚庥说：“在一次中国科学院学习'三个代表’的会上，我给柳传志推荐了这个项目，当时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主持会议，他也很认同这个项目，此后柳传志又主动找到陈立泉院士和我论证这个项目，共同认为这是值得投资的前景很大的项目，柳总经过多方论证，决定在苏州投资建厂。”如今已在苏州建厂，并已经开始生产。这个项目的成功就在于基础研究扎实，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能知道该如何解决。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也是相同的道理。

    “但是就像这个由何祚庥建议，联想大股东的代表人路甬祥院长支持，及中科院最大企业的执行人柳传志共同支持的锂离子电池项目，也只是一个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制度化的、行政的规定。”何祚庥认为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投入。

    谈到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何祚庥认为有两点：一是科技投入的钱太少，二是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质量不高。“我就觉得国外的'嫦娥奔月’，直接碰撞月球工程表面的行动，就是比我们国家的'嫦娥奔月’要高，通过光谱分析将能测出很多元素的成分，而且钱还花得不比我们多，我们将要测绘的数据中，有很多都是别人已经有的。后来还弄了几百斤种子去太空转一圈，说是用宇宙线照射种子。但是，何必非要为照射这些种子费一番周折，远不如为这些种子造一台加速器，这个高能所就能做，还不用花航天中的那么多的钱。”老先生果然是语出惊人，能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敢作出这样评价的恐怕也只有他了。

    在何祚庥眼里，科学技术方面以前我们是“搬”或引进而不是吸收、消化；现在是在研发上“抄袭”，外国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而技术水平低的原因之一是基础研究在R&D中所占比例过小，过去五年，我国政府加大了对R&D的投入，使R&D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提高到1.13%，结束了长期徘徊在0.5%的局面。但我国R&D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值得认真分析并加以调整。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R&D在GDP中的比例都比我国的高，美国为2.79%，德国为2.33%，日本为2.99%，法国为2.23%，韩国2.72%。正是由于有较合理的R&D的投入比例，这些国家才能够在基础研究上各有特点，在高新技术发展上各有优势，国民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后劲。但是，在何祚庥看来中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太低，因此在中国很多的科技项目也因为没钱而中断了，“不是不想搞科研而是搞不起”。

    在谈到我国科学研究水平低这个问题的时候，何祚庥认为其根源是基础研究水平低，因为真正重大的科技发明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持，少了基础研究支撑的应用研究水平自然也就高不到哪里去了。

    举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锂离子蓄电池研究，其实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在转向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阶段时，有时还要回到基础研究的高度，来回答或解决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所遇到的难题。在锂离子蓄电池研究中，最为安全可靠而又价廉物美的正极材料是磷酸铁锂。但是磷酸铁锂却是导电性能极差的材料。如果要使用这种安全而价廉的材料，就必须让它“改性”。最后是实验家请了理论物理学家来帮忙，用量子力学的密度泛函方法，对磷酸铁锂在“掺杂”后，引起能带结构的变化进行了计算，再由实验学家们具体找到了“改性”的办法。其后果是，磷酸铁锂的电导率上升8到9个数量级!

    何祚庥认为：对于基础研究而言，许多的研究很可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只是证明了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的研究都是要等研究清楚了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不可能在研究以前就知道它有没有用。我赞成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求知”，更重要的目的是探索某一种现象的用处。但是，科学工作要宽容失败，做研究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要持之以恒。何祚庥认为，国家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去支持基础研究。

    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方面就更加薄弱。何祚庥认为在开发研究上，即使有了重大发现后，也缺乏有效的推广政策和实施的办法。“开发研究，就是说我看见某个有用的知识，变为产品，也就是到了开发以后才知道它能不能成为产品，而且成为产品以后还不一定就具有了商业价值。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还要考虑到产业化。在国外基础研究一般是占R&D的10%~15%，应用研究，约占25%~35%，开发研究约是60%~70%。那么到了产业化可能就是这个10倍都不止的资金投入。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空白”。“就连中科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钱到底是由国家投还是企业或是国家基金委来投都是一个问号，甚至是科学院做出来的成果也没有人去关心它的转化问题，就这样被尘封了。”对此何祚庥感到忧虑。

    “在企业里面管理人才有的是，好的管理人才也有的是，但是他们的研发能力却很薄弱，不知道该怎么做研发，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的科研院所有的是好的研发人才，但是科研院所现在的很多的研究是漫无目的的，他们不知道市场有什么需求。现在国家提倡企业要成为研发的主体，这我赞成。但企业对市场的需求很敏感。联想总裁柳传志当时认为中科院物理所清洁能源中心黄学杰他们的锂离子电池项目有投资前景，是经过了调查分析以后才决定投资的，并不是何祚庥一建议、路甬祥一支持就决定下来的。当然，对于市场的分析不仅要了解已经开发的市场，还要能够发掘出潜在的市场。”何祚庥对于科研院所和企业弱点的分析很是精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但是，何祚庥还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制定了以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政策，却没有配套地给予市场，如太阳能发电的研发，在国内就没有相应的市场。但是，没有市场，企业何必去研发？!何祚庥认为，对于潜在的市场政府应该给与政策税收方面高额利润的优惠，这样让企业看到有利可图才会去开发潜在的市场。

    何祚庥认为在能源日益短缺的形势下，发展电动车还是“比较有市场的”，他认为一个产业想要发展与国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第一是给政策，第二是有国家机构推动，或者交给哪个大公司来推动。其实要发展什么产业，就给它优厚的利润，自然会一哄而上的，价格也就下来了。

    何祚庥举了美国电油混合动力摩托车的例子，美国电油混合动力摩托车每卖一辆车给500美元的补贴，美国推行的这种补贴使得商家有钱赚，以此来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何祚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应该怎样支持一个新的产业的发展。“现在电动车的技术可能还不太成熟，就应该国家扶持，让搞电动车的人有钱可赚。”何祚庥还谈到，内燃机想要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几乎是没什么希望了，赶上了，可能世界上的油也快用完了；但是电动车还是有希望能赶上的，但是你得给市场，没有市场照样没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首先你要弄清楚哪些是先进生产力，然后问你对它的发展要求你代表不代表。要对国家发展战略有全局性的布局。要国家要创造市场，不仅仅补贴到某个公司。重要的是：谁有本事谁到市场上去捞，让市场来优胜劣汰。”

    作为国家和相应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他应该具体研究判断哪些是我们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中的先进生产力，不论是眼前的还是未来的，然后要充当它们的发展要求的代表。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发改委和科技界领导人要做的事情。何祚庥说：“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如果仅仅是把钱投到企业，那就跟把钱投到科研院所没什么两样。我们之所以提倡研发要以企业为主体，是为了便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是没有市场，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就是一句空话!”

    谈到可再生能源，何祚庥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需要有市场。为什么我国某些水能项目发展不起来，一个原因是有些极端的环保人士胡说是世界进入“拆坝时期”，中国还建这个干什么？这个纯属造谣!但是，这一谣言有杀伤力，国家就不敢给水电以宽阔的市场。水能相较于火电对大气层的污染而言，水电是比较清洁的。有些人只看到水电对环境破坏的一面，没有看见水电有利的一面。至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是国家至今不给市场。何祚庥还拿出了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10月6日在《经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发挥财政职能促进风电持续健康发展》的文章，他认为朱志刚也“看到了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谁去干？”何祚庥说这样的问题他说过很多遍的。

    再说到现在在世界上十分热门的太阳能，太阳能发电的价格一直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太阳能光发电多晶硅的材料的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居于垄断地位的外国人的手里，在垄断价格之下谈低成本就是个笑话。何祚庥认为应该成立国家级太阳能研究院，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应为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创造一个市场。他说：“你要看到中国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们在经济上发生重大的问题了，过去是领导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然后拍板定案；现在懂得咨询经济学家了，请经济学家参与研究；但有些问题应该请教科技专家，应该动员科技力量来解决。过去动员的办法，是中央下命令调人，各级党委不得讨价还价。毛主席一声令下，谁敢不放人？!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给钱就完了。只要有合适的政策和充分的市场，是完全可以发展起来的。”

    事实证明，克林顿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仅仅只是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世界经济也随之而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曾经领导世界新潮流，率先搞过原子弹、核潜艇，也搞过汽车、电脑，现在又搞信息高速公路。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才能领导世界新潮流呢？“三个代表”的理论是很好的。但是，哪些是推动中国全局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对此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这是何祚庥提出来的问题。他也给出一个建议是：“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他还说，最近在外交部门主持的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建议国际社会缔结一个共同推进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利用的国际合作条约。风能、太阳能是每个国家都有的资源，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不着你争我夺。我们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呼吁国际社会也建立和谐世界；我们国家能否率先带头推进这一利国利民又有利于世界各国繁荣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我算是中关村的第一代居民了，现在中关村正在蓬勃发展，但是还是没有摆脱我们赚两毛钱，人家赚二十美元的尴尬困境，核心的技术还是在别人手上；原因之一是基础研究薄弱，二是国家支持得不够。”何祚庥说：“真正想要在这个市场上占领制高点，你就要'抓两头带中间’。”就是既要抓基础研究又要抓市场，要国家支持市场，国家创造市场，这样才能带动先进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