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包括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等在内的创新主体之间仍旧没有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机制，并由此导致“一人成龙，三人成虫”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尽快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区域创新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50周年所庆之际，该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定位不合理是创新主体间没能形成良好合作的主要原因。

    “不能以企业方法管理科研机构”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有些人就此认为，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就是纠正过去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错误。对此，李国杰认为，这是对全国科技大会精神的片面理解，也不符合自主创新的内在规律。

    “自主创新应包含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部分。”李国杰说。大学与科研单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则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央在要求企业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国家科研机构要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大学发挥基础和生力军的作用。换言之，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都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国杰认为，中央之所以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是激励企业重视研发，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学和科研单位选择好自己的定位，不要越俎代庖，做一些自己并不很擅长而企业更适合做的开发工作。就我国的国情来说，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需要若干年的发展过程，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不但不能退出技术创新，反而要加强核心技术和竞争前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帮助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不过，“企业就是企业，科研机构就是科研机构，不能以企业的方法来管理科研机构”。李国杰认为，对技术创新而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技术转移”。如果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要面向市场自给自足地包打天下，就会造成整个创新价值链条的断裂，那么不仅企业的技术创新得不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足够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也会因此失去知识创新所必需的良好氛围。我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就会因此遭到极大的浪费。

    “政府要有明确导向”

    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毫无疑问，政府应当担负起主导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够充分”，李国杰认为。

    对于我国目前的科研布局，李国杰有个很好的比喻，那就是足球场上最奇怪的阵势：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几乎都要做产品开发，都是前锋，大家都冲到第一线，而中场和后场则几乎没有人。这是极不合理的格局。李国杰表示，国家在出台科技计划的时候，就应当为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制订好相应的合理目标。

    “现在有些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的目标不尽合理，没有前瞻性，科研机构和大学所做的研究跟企业做的事情差不多。”李国杰认为。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才能更加产品化，实际上很多未来的产品是需要有新的技术突破之后才能够成长起来的。也正因此，现在的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应当特别注意自己的分工。李国杰表示，对作为国立研究所的中科院计算所而言，就是要做好“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对产业起到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对计算技术来说，引领未来的技术就是有可能导致产业代际转移的核心与共性关键技术。”李国杰说。

    除了制定科学的科研计划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外，对一些重大的技术方向，政府应当有明确的意图和导向，李国杰认为，例如支持开源软件和研发TD-SCDMA技术等等。而且，一旦政府有了明确的导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就要坚定不移地加以执行，将国家利益置于部门、行业利益之上。

    “企业要找科研机构”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科研人员的创新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更高了。”李国杰毫不讳言，“以前的科研人员是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的，而且也无需考虑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现在，他们只有申请到足够的经费，才能保证自己不“下岗”，才能持续不断进行科学研究。同时，还要面对“这个成果能够给社会带来多大经济效益”的质问。“现在的科研人员必须具备更加全面的素质、更强的竞争能力。”李国杰说。

    然而，对于科研人员主动为自己的成果在产业界寻找合作伙伴的做法，李国杰并不认可。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方式是企业主动向科研机构提出自己的技术需求。“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作学问’的地方，主要是实现将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而了解市场信息、确定主攻方向的工作则应该是企业的任务。”李国杰说，“否则，企业的技术创新必定不会有很高的水平，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也不可能做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虽然并不讳言现在的创新体系还处于建立的初级阶段，诸多问题考验着创新主体的定位艺术，不过对于未来，李国杰还是表示出了极大的信心。“看到问题，就是解决了一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