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问题成为今年3月份两会的关注热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研究员曾提到一个数据：我国教育和卫生两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5%，而瑞典、丹麦、法国、德国为13%，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为10%～12%，印度为5%。

“我们的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景天魁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应改革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而所谓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就是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占的比重。

应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尽管我国GDP近30年来都在以百分之九点几的速度增长，社会支出所占的比例却基本没有提高。长期以来，这个比例低于20%。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多在50%左右，如阿根廷，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65.1%，巴西占54.2%，智利占65.9%，秘鲁占35.7%。

“我国的财政支出，大头都在经济，也就是用来投资、办企业，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景天魁认为，投资于企业，主要应靠市场机制，财政应主要用于解决养老问题、福利问题、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孩子上学问题等社会支出。

景天魁给出了一个案例。2007年7月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开始实施。此前，经过了多年的争论和论证，焦点在于这笔经费该不该由国家财政出？出多少才够？中国有7亿农民，其中贫困人口多达几千万，提供制度性的最低生活保障，财政能否承担得起？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作了认真的测算，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有100多个亿，就可以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国务院下达了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该年度中央财政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上支出30多个亿，而国家财政该年度收入为5.1万亿元。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依靠本省财力，在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有东部的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省份，也有中西部一些财政能力并不强的省份。“我们确实应该通过加强投入，保证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生活的需要，既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能力。”景天魁说，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提出要建立民生财政。据浙江省公布，2006年浙江省财政的民生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量的66%，民生支出增量占当年财政支出增量的72%。

景天魁认为，这些探索，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和平衡提供了思路。

但是，还远远不够。

景天魁建议，降低政府自身行政成本，提高民生支出，让百姓获益，在包括慈善、捐助、志愿服务在内的第三次分配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具有导向的意义。

缩小差距 实现公平

在最低生活保障案例中，景天魁认为，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其中重要的关注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大量地表现为利益矛盾，社会差距不论从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还是城乡差距来讲，在世界上都是偏高的，其中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从居民收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数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贫富差距越大)已经从1985年的0.389上升到0.4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差距从1985年起也在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在是3.28∶1，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理论上说，比较好的城乡关系、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应该是1.5∶1。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没有顾及到农民的利益，实际的差距可能达到5∶1甚至是6∶1。

引起景天魁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案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农村推行。

最初，按照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自愿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个人各按照每年不低于10元的标准，农民大病报销额度勉强能达到30%；2006年起，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各增加了10元，总额达到每人每年50元，这使得部分西部农村农民的大病报销额度提高到40%以上。2009年有望达到每人每年100元，大病报销额度有望达到50%以上。上海市郊区已经达到了每一个农民400元的标准，北京市郊区每个农民200元，天津市郊区每个农民130元。

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标准，每人每年大多在1000多元。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在缩小社会差距，都在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除美国之外，基尼系数都在0.3左右，欧洲很多国家甚至保持在0.2左右。

尽管今年个税起征点上调被认为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大举措，景天魁认为，包括个税在内的二次分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他指出，政府应着重考虑在一次分配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尽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使其工资的增长幅度和GDP的增长幅度相吻合，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

景天魁表示，现在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产业结构不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而要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求是低成本、高收益、高质量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可以通过投资于社会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安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强社会消费能力，反过来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