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激烈的国际竞争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最根本的取决于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抉择。这一战略如何落地，企业怎样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办学才能使创新型人才充分涌现。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会长、菲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舒英钢，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晓红分别对话。

　　要让一切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记者：一般来说，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科学创新与技术创造。但由于科学与技术分属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因此，在实践中，极易出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造的“两张皮”现象。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

　　白春礼：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怎样才能使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是开发未知领域的，提供精神财富；技术是满足人类现实需要的，提供物质财富。科学和技术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我们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攀登科学高峰，为拓展认知领域的新疆域贡献力量；又要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炼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为相关行业和领域提供变革性的技术，从而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此，我们要大力组织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市场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不断增加创新驱动发展的后劲。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布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取得科学技术的突破，既要有良好的科研环境，更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定力和品格。比如在1989年，中科院物理所以赵忠贤院士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在超导体发现及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的超导体研究均进入低谷，研究人员纷纷转到其他领域。赵忠贤院士等秉持科技报国的坚定信念，顶着“没有好文章”的压力，孜孜以求坚守在这一领域。2013年，他们与中国科大的同行，再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促进凝聚态物理学科发展和超导应用的实现做出了先驱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记者：是的，我国科学家历来有着爱国奉献、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的优良品质。当前，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要自觉地把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结合起来，激发出更持久的前进动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够，经费保障不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中科院实施了哪些变革？

　　白春礼：中科院明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有4/5的时间安心搞科研。一是给予经费稳定支持，避免科技人员在各类竞争性计划上消耗过多的精力和时间；二是建立宽松的创新生态环境，允许积累、允许试错，为基础研究提供良好界面和系统支持，努力培育潜心致研的氛围。现在已经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作为国家科研机构，也不能完全以科学家个人兴趣为导向，要有效整合资源，积极引导基础研究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科研人员更多的热衷于国外科研活动热点，真正的原始创新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摒弃了单纯以论文多少论英雄的考评体系，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关键要看是不是解决了重要的前沿问题，是不是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创建了新理论、开辟了新学科、实现了国际公认的重大突破。2013年，中科院实施科研管理改革，专门设立了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建立了先导专项和重点部署项目的动态遴选机制，切实调整目标模糊、水平不高、换汤不换药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选择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脑科学、空间科学等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优势领域，到2020年高标准、高起点建成30个左右的卓越创新中心，努力使之成为集科技攻关、队伍提升和平台建设于一体的国家创新高地。

　　记者：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三级跳”，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更要大力推进应用型研究成果和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这应该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吧。

　　白春礼：的确，目前在应用型知识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科技与经济还未实现有机融合，相互脱离现象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我们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这就需要我们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要尊重科技规律，对于不同性质的科研工作，要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进行分类评价和政策引导。对于基础研究要给予稳定支持，鼓励更多的原创性研究；对于应用研究，必须面向需求，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和路线选择、要素价格以及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中科院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新兴产业培育、现代农业发展、资源与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市场需求，制定了科技服务网络计划，开展成套技术示范与转移、专项研发与联合攻关、知识产权运用等科技服务活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再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构建起科技与经济间的桥梁。

　　企业要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

　　记者：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使科研成果最终落地，创新才真正成为驱动发展的动力。30多年来，菲达环保凭借持续技术创新在我国环保领域保持领先，并创造了多项第一。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是什么？

　　舒英钢：说到创新动力，首先是振兴民族环保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81年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努力下，由联合国援建的中国第一个电除尘器研究所在菲达设立。当时，欧美日实行严格技术封锁，作为全国环保行业唯一一家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全厂职工憋着一股劲，大年三十不离岗，先当学生，后执牛耳。1984年菲达制造的第一台静电除尘器成功投入运行，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随后宝钢烧结机工程完成，产品质量超过进口一期，又为中国人争了口气。正是秉持产业报国的信念，几代人扎根于环保装备产业，以创新追求卓越，今天菲达的除尘治理技术水平已经迈入世界最先进行列。当前，我国污染形势严峻、治理要求紧迫，燃煤电站的烟气净化要在几年内完成发达国家十几、二十年的治污任务，需要大批先进高效的环保技术装备支撑，这又成为菲达不懈创新的方向。

　　创新动力还来自市场的牵引。环保是完全的市场化竞争领域，身处民营经济风起云涌的浙江，市场压力成为企业创新最强劲的推动力。近两年一些地区和电力集团提出燃煤电站尾气排放要达到燃气电站的排放标准，为满足客户要求，菲达调动所有技术储备，整合国内外资源，研发出低低温电除尘器和湿式电除尘器，把粉尘排放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5毫克以下。近日，菲达总承包建设的神华国华舟山电厂二期35万千瓦燃煤机组除尘工程，已经正式移交投产，检测报告显示平均粉尘排放浓度为每立方米2.55毫克，是国内首个投入工业应用的粉尘污染物“近零排放”的示范工程，实现了燃煤电站优于燃气电站的污染排放水平，使我国大型燃煤电站粉尘治理跃入国际先进水平。

　　环保装备行业普遍以单台定制或小批量生产为主，研发费用高，对企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要求高，菲达通过不断强化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建立运行高效、责权利明确的分工授权和管控体系，使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优势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重焕活力。菲达的成套设备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到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内外燃煤电站配套的除尘装备总台套数达到全球第一。

　　记者：创新对于提高企业和行业竞争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创新是有成本、有风险的。以环保产业为例，创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持续的投入，而产品又主要体现于社会环境效益，平均利润率不足6%，再加上创新很难立竿见影，在短期内往往只见投入，不见产出。企业创新怎样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路径，将创新成本与风险降至低点呢？

　　舒英钢：确实如此。企业创新不是心血来潮，不能一曝十寒。摸索出规律，找到正确方法，方能事半功倍。在实践中，我们体会最深的有三点。一是运用市场机制分散创新风险。技术创新最终是为了转化应用，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产业，有时候我们研制出了新产品，但市场不见得接纳。我们就尝试着让用户先免费使用，联合用户进行工业化攻关，既找到了新产品转化应用的依托工程，又符合市场需求，待用户满意了，销售合同自然也就签订了。二是把引进先进实用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菲达在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过程中，密切跟踪国际前沿技术，先后引进了烟气除尘、脱硫系统等8项国际先进技术，再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国产化，快速形成重大装备国产化制造的技术和能力，不仅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创新成本，还保证生产的产品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三是创新活动要具有前瞻性。创新要领着市场跑，而不能被动地追市场。早在2007年，菲达就敏锐地意识到PM2.5将进入集中治理阶段，率先进行了相关治理技术研发。2011年雾霾现象受到普遍关注，随后国家密集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被业界称为最严厉的污染治理政策，此时菲达的旋转电极式电除尘器、低低温电除尘器、湿式电除尘器等一系列高效治理PM2.5的先进技术已经成熟，还建成了全球除尘治理行业中装备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基地之一，为我国火电机组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的关键是人才

　　记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落在实处，关键在科技，根本在人才。特别是广大青年学子，是有朝气、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大学如何成为自主创新人才成长的摇篮是亟须破解的课题。

　　李晓红：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大学的首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是时代的要求。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武汉大学逐步形成了以创造、创新、创业为核心内容的“三创”教育理念，致力于学生提升创新的能力、捕捉创业的机会、增强创造的体验，成为武汉大学最鲜明的办学特色，涌现出了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等一批成功典范。一方面，我们搭建创新平台，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机会。设立了创新学分制度、开设创业教育实验班、将“国家专利”作为推免研究生的重要标准，建成6000多平米的“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还新设了“大学生创业基金”和“校友创投基金”。另一方面，我们为学生配备创新导师，在立德树人中传承创新精神。实施“班级导师”制全覆盖，每个班级除了专职班主任，还配备专门的“学术指导”；实施“烛光导航工程”，让优秀专业教师、学者一对一指导学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聘请知名校友、知名企业家担任兼职班级导师，为学生职业规划进行辅导，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记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需经年累月之功。大学要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妥善处理教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关系，既要防止厚此薄彼，也要避免人才培养的急功近利。

　　李晓红：教学与科研是有着一致性目标追求的。教不研则浅，研不教则空。教学如果没有科研作底蕴支撑，就是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深度的教育，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研如果不将探索得到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文明传授给学生，就偏离了教育的根本方向。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教学与科研存在冲突，但两者本质上是统一于一个基本原则的：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反哺教学。实践中，武汉大学通过制度约束提高教学上岗门槛，让年轻教师、助教和讲师经历一定的科研训练和积淀后再上讲台，使教学工作成为一种资格和荣誉。针对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明确规定所有教授、院士必须为本科生上课；学校各级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必须向本科生开放；凡是有科研项目的教师必须吸收、指导本科生参与。武汉大学通过鼓励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科研团队，真正实现了科研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科研优势向育人优势的转化。

　　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也要有机结合，这既体现了知识的产生、传播、传承和应用是一个完整链条，也遵循了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只有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中，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形成创新意识、磨练创新品质。武汉大学通过建立校企协同培养模式、建设校外培养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积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而且更加主动地向企业靠拢，提高与企业合作、协同、渗透和交融的程度，既弥补了企业技术创新理论基础不牢的缺陷，也有助于解决高校科学研究动力不足、方向不明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师生持续介入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在科研中进行教学，在实践中培养探究与创新的精神。

　　记者：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我们弘扬创新精神，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创新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当一批批青年学子带着创新的“种子”奔赴祖国大江南北，当创新的意识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根发芽，当创新的精神成为价值导向与时代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就指日可待！

（原载于《求是》2014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