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立校，定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这两句来自《易经》乾、坤二挂里的挂词，成为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座右铭，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人治学的行为，塑造出清华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精英。

我虽为清华学子，但与始建清华的老一代清华人相比，自惭形秽。在四十位收载於本书的清华校友中，我比较熟知的有梅贻琦、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吴晗、费孝通、钱三强、华罗庚、吴有训、赵九章、汤佩松等，他们是我的师辈或师兼友，是我治学为人的榜样。

梅贻琦校长在西南联大时，集成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们，在昆明这个并非平静的抗战后方，办起一流的大学，育学子千百，成国家栋梁者皆多，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堪称丰碑的大事。抗战时期，教师、学生驱寇保家的热情，毋庸置疑；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学运更是如火如荼。梅校长对待学运总是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如蔡元培校长一样兼容并包，赢得教授们、员工们和学生们的理解、支持，也是梅校长处世待人高尚风格的体现。

朱自清先生出生于海州，长大于扬州，1946年他写了一篇“我是扬州人”的散文，我和朱先生还是同乡呢！朱先生扬州八中毕业，扬州八中就是扬州中学的前身，这样我们还是扬州中学先后入学的校友。1933年，我赴沪上考清华，意学生物，那年的国文考试有一篇写游记的试题，我根据自己在扬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地郊游旅行的感悟，仿照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的意境和格调，写了一篇短游记交卷，谁知判卷的竟是朱自清先生，或许我写下的这篇短游记正好中了他当时正在写“欧洲记行”的“房师”的意想，朱老师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分数，助我如愿考上清华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北平，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他参加签名，声援学运，热情洋溢。朱先生倾心编纂“闻一多全集”完稿后，心力交瘁，极度衰弱，这位“宁死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铮铮铁汉，因胃穿孔不治与世长辞。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巨匠，永远是后继者的楷模。

我早识闻一多先生，但最为难忘的有二：一是和闻一多先生一道在南迁的“湘黔滇旅行团”渡过的三个月。1937年，我清华生物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而长沙已面临焦土抗战，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决定分三路迁往昆明，能步行的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前往昆明。那年，我刚满二十一岁，也算辅导团的一员，与闻一多、李继侗等师辈朝夕相处，文师“长髯（飘洒”，一路用画笔记日记。我们曾在荆棘蔓草丛生的公路边围坐小憩，讨论时局；既曾共尝过一叶扁舟渡过盘江的艰辛，也曾在昆明大板桥溶洞口石上闲话，还共在昆明大观楼唐继尧铜像下忆旧闲适。二是抗战胜利后，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拍案而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继李公朴先生遇害后，文师也惨遭迫害，被枪杀于家门口。各届群情激奋，时年四十七岁的文师倒下了，千百万师生站起，让我激情写下“暗夜风雷声，前军落大星。轻生凭赤胆，赴死见年青。大法无纲纪，元凶孰典邢？”的悼句。文师“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以身殉职的伟大精神，永远鼓舞着我前进。

1960年，周培源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与师母及其女儿一道来昆，访问昆明植物所，在办公室接待周师一家，昆明面晤，十分亲切，我们谈及抗战期间在昆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一起逃难的往事，回忆周师与陈岱孙、李继侗二师在昆明西山倒石头下小村合住一个农家小院的旧事。周师任北大校长前，我曾奉教育部之命到燕南园家中劝驾赴任。

我和吴晗相识于西南联大，他和闻一多都是民盟的骨干。经闻一多、吴晗的介绍，先是参加“十一学会”，时常参与读书讨论。1945年，他们介绍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吴晗是我思想和行动加入革命行列的引路人。我在北京植物研究所任副所长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为了植物园选址事，他亲自陪同我们在北京各地选址，非常关心科学事业建设。后来历经坎坷，吴晗含冤而故，他为之奋斗和建设的新中国，时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国家展现在世界之林，可告慰生死因缘、一门忠烈的吴晗一家。

费孝通先生和我属同时代的清华人。早年他与夫人一道到广西作社会考察，就崭露头角了。西南联大时期，我和他的老师李景汉先生一道到滇西作过考察。在民盟里，我和费孝通经常在昆明唐家花园读书会一起学习讨论。“文革”之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明，我们在昆明植物研究所会面，愉快交谈。

中科院成立初期，我和华罗庚、赵九章都在科学院工作。1953年，我们一道参加科学院代表团赴前苏联访问，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达莫斯科，访问基辅、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城、塔什干，接触过众多的前苏联科学研究所。华罗庚、赵九章是名士派，所到各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则是有闻必录。考察回国后，我们又一起在长春作总结，历时一月整。

吴有训是科学院初期的副院长，他和竺可桢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吴副院长平易近人，到院里开会，时有机会见面或交谈，印象深刻。

钱三强从法国留学归来，时北京学运活跃，他投入学运之中，我们是在学运中相识。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他任院计划局局长，我的好友王志华任副局长。到科学院办事，免不了要向他们二位汇报植物研究所的情况，时有会面。三强的夫人何泽慧到昆明来，我们也常相聚。

汤佩松年长我13岁，是我的老师、领导和学长。汤师出自名校、名门、名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在植物的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固氮作用三方面都有新创建。在北京的植物研究所，我们是同事，他体魄健壮，思维敏锐，是一位很称职的所长，对植物所的建设和发展功不可没。

我是出生在九江，长大在扬州，成人在北京，终身在昆明的典型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信奉的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与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脉相承。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将百年学府的文史巨匠、科学泰斗汇聚于《清风华影——清华知名校友风采录》之中，为后继者奉送一份珍贵的历史的鲜活形象，将有益于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先驱的功绩，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年至九十有五，欣逢母校百年校庆，幸哉！愿与所有清华人一道，在校训的指引下，随时代步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