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下简称“昆植”）迎来建所70周年华诞，俗话说“人生70古来稀”，这是标致走向成熟，真是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所庆办”等部门发出通知，号召广大职工为所庆写些自己亲身的经历，具体组稿的同志也找到我，希望我写点感受，究竟我也算得上是老职工了，尽管我是“半道”来的，在“昆植”的时间不下40年，如此感情，考虑再三，我与“昆植”似乎还是有点情缘可写的，这才硬着头皮答应了。

事情竟是如此凑巧，“昆植”所庆的日子，恰恰是我与老伴结婚55周年的结婚日，而我又整整大所龄10岁，况且在我们保留了半个多世纪的结婚证书上的介绍人、县长、登记人一栏竟是李玉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人物，真是太有意思了。虽说我到“昆植”安家是1965年底，而与“昆植”的接触早在1955年就有了。那是我跟随吴征镒先生从北京到云南来参加“中苏综合考察”，当时的“昆植”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个下属单位——昆明工作站，蔡希陶先生是站长，我与“昆植”之间还有一点“亲缘关系”，从此来来往往竟与“昆植”结下了不懈之缘，“昆植”抚育我成长，我伴随着“昆植”历经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

早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到了1955年下半年随吴老来云南。当时的路途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从北京到昆明一路上由火车换汽车，又由汽车换米轨的小火车颠颠簸簸到昆明，来回辗转十来天。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成，我们是随着火车车箱坐轮船渡过长江的，火车到了广西境的麻尾又换乘汽车到贵阳，贵阳再乘汽车经过险境72道拐到沾益，再换米轨小火车颠到昆明，一路转换车旅之苦不说，一路上的客栈的臭虫、虱子更是令人招架不住，好在正是青年也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昆明我被分派到冯国楣先生的采集队里，到西双版纳一带作面上的标本采集，而吴老则陪着苏联专家们到各地作点上的工作，以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我们的这个“活”，也不比上述一路上的艰辛好多少，在业务上更是一窍不通的我，尽管在学校里到过野外实习，搞过林垦调查，那是学生的事，最多也就是拿到了一块敲门砖，我是学林业的，尽管也学过树木分类学，而且有幸得到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植物学家陈焕镛等老先生的教诲，到了西双版纳的这个野外现场，简直就是两眼一摸黑，几乎什么标本也看不见，就是有花有果的标本就在跟前，仍旧还是看不见，多亏冯老现场的耐心传授，才免强掌握一些采集标本和认识植物的要领和经验。野外生活也是相当辛苦的，吃的是咸菜和一点燻肉或腊肉下饭，偶尔杀一只鸡，就太兴奋了，真是人间美味；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临时窝棚，床是用树枝排成架高的“弹璜”通铺，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尤其是转点的头一、两天，总有70～80号标本，甚至上100多号，而每号标本要采20份，最少也得10余份，再加上头天采回的标本的换纸，这数量可想而知，每当采集归来，吃完了饭就忙着投入标本的整理、登记、挂牌号等紧张的“战斗”，往往都在十一、二点才收工，人是相当累了，随便洗涮一下，一头倒在即坑坑凹凹的“席蒙丝”上，也不感到难受，一觉睡到原鸡（野生的家鸡的祖先）啼，才懒洋洋的起床，吃完早饭又踏上爬山涉水的“征途”。生活总还算是有滋有味，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为了提劲，有时，冯老会惊喜采到了好东西，或者是没见过的，大家也跟着高兴。可是也有最讨厌的，就是旱蚂蟥和马鹿虱子，它们都在人不知鬼不晓的情况下，掉到或爬到人的身上吸血，山蚂蟥吸饱了跑了，留下了直淌血不止的伤口，而马鹿虱子则更恶毒，它吸血是把头埋进肉里，留着身子在外面赖着不走，更讨厌的是它专选人的隐私的部位去吸血，若不小心把它的身子与头拔断，留在肉里的头会化脓溃烂，还引起人发烧，幸运的是这次没有人碰上，也许后来我碰上了。

野外工作结束转入室内进行标本分科及初步鉴定等工作，若能找到较为完整一点的专著就编写初步的检索表，这就由吴老带着我们来做，蔡老、冯老也参加一部分，当时的参考文献十分有限，而我的外文程度极差，中文资料又极少，总是吴老把标本鉴定一个大概，交给我们作进一步的“核实”，有问题再找他，然后编成初步的检索表，刻成蜡板油印出来，如今在我的当年的资料中，还保存着当时吴老的检索表手稿，今天算来也有半个世纪了。

这样室内、室外相结合的传、帮、带，使我在认识植物、读文献、查文献鉴定标本方面提高很快，有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在科研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后来1958年再随吴老到云南来，我已能带上小分队，参加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植物志》及进行研究工作，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两次出差云南的时间都在半年以上，1958年则达10个月还多，也没有野外生活补助。在与吴老一起进行野外考察期间，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物资匮乏，经济拮据，我曾向吴老借过5元钱以解生活之急。吴老慷慨解囊，及时帮我解决了急需。吴老带年轻人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常把任务交给你，你独自去完成，有问题找他，最后他会很好的修改你的报告和论文，而我则凡是有吴老参与的纵使是由我完成的工作，署名时一定是吴老在前，比如唇形科某属、茄科某属的研究等等，新等级虽然是由我提出，但命名人一定是吴老和我，因为吴老是我的老师，绝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是一种应有的尊敬，要是我独自完成的，我不敢妄加吴老的名字，怕出了差错连累吴老。记得在1958年初有一天吴老来找我，让我为《科学大众》这一科普刊物写一篇有关西双版纳的稿子，这是该刊物找他的，他让我写，我糊乱的写了一篇题为“西双版纳——生物宝库”的科普文章，结果登载于该刊物的1958年的5月号里，起到了较大的反响，因为当时在北京很少有人知道云南，他们的印象是南蛮荒芜之地，充军、流放的地方，更何况是西双版纳，听也没听过这样的名字。由此，吴老又一次把我带入了科普创作的行列，至今还有一些得益于我科普作品的人，反馈给我他们得益的信息。2004年我与涂铁要同志到保山，到林业局联系工作时，该局长得知是我时，特别派人、派车与我们同行，费用全免，就是因为得益于我的科普作品；也有一些大、中学校的老师也常对我提起他们获益的感受。出版社曾经考虑再版，最终由于版权问题未能如愿。

大概是在1959年或1960年左右，吴老调到“昆植”，按说我应该一起来，可是当时植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行政副所长姜纪五先生不放我，最后吴老只好带着唐耀志先生、黄成就、周铉、武素功来“昆植”，此时，我与“昆植”没有了联系。到了1965年“文革”前夕，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三线搬迁”，在沿海一带包括北京在内的重要企业、大专院校、科研等机构全部西迁，植物研究所也是西迁单位，同时已选址在安宁楸木园，已经建好房子，到时与“昆植”合并，我此时刚好搞完“四清”运动，被作为先遣队与分类室、生理室等一些同志先来昆明，不料没多久于1966年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植物所的搬迁停了下来，最后，这“三线搬迁”作为是刘少奇的“黑三线”，植物研究所没有搬来，我们被留了下来，从此，我与“昆植”结下了不解情结。其中尽管有些波折，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直至1990年11月退休，在“昆植”渡过了我重要的、多彩的科研人生。

在“昆植”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可以说是精力充沛、干劲实足，事业上多少露点头角，从少壮步入中老年的时段，甚至到今天步入老年的时段。尽管一到“昆植”不久就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但在“文革”初期和后期还是干了一些大事，其中如代号为“523”的由军队系统组织的全国南方三省的抗疟药物调查，由我带队并有有关军队、地方等医务人员、药物研究人员等参加的考察队，跑遍了我省的南部地区，其中尤其是西双版纳、临沧和德宏等地区，最后汇总编辑了全部是彩图的《云南中草药》上、下两册，带动了各地州及一些省份编写中草药手册等书籍，从而掀起了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1973年出版了《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两部，以及又编了附卷“彩色图谱”，这为“昆植”无论在地方或全国多少也得到一点声誉，何况云南还是被世人誉称为“植物王国”。

“文革”后期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虽然植物分类学及学术权威，受到了一些过激的批判，人们一时不知做些什么好，当时吴老尚未解放，尽管他在“牛棚”里的逆境情况下，还汇总各地中草药册子，在被批斗，写检查之余，偷出时间加以全部整理，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色，真令人敬重，是我们后生的楷模。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有些事似乎很自然地落在我的身上。因为当时除了吴老之外，我在分类室的人员当中，除了黄蜀琼、尹文清、周铉外，我的年龄最长，经历一些野外考察、室内编书等也较多，学历也早一些，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各方面都能瞎“嚓吧”（昆明话大概意思是什么事都可以掺和），因此，在“文革”后期带领大家编写了《云南经济植物》，而当时室负责人是方瑞征，她配合着我，工作十分顺利。后来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许学勇，又找到我询问我们还可以干什么？此时，我大胆的提出搞《云南植物志》，为什么用大胆这个词，因为在“文革”期间，“植物志”被批得几乎是体无完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封、资、修产物”，又是在洋人屁股后面，纸堆里讨生活的东西，谁也不想提及，怕的是再挨批。不过我说出了理由，结果经“革委会”及室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带着占分类室几乎3/4的人员齐上阵。此事现在看起来，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说云南的植物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就是单想我们的这支编写队伍，在专业方面有搞生态地植物学的、植物地理的、植物生理的、标本室的管理和采集人员等，从文化程度来说，有小学、初中程度的，有大学刚毕业不久的，还没碰过拉丁文、英文程度不高，甚至是仅学过俄语的等等，就是搞过植物分类的也是屈指可数，真是“十几个人来，四、五条枪”，有的人甚至是“植物志”是怎么样的书都不太了解。因为当时这类的书籍确实太少，一般鉴定标本通常是对标本室定好名的标本，可查的文献很少，因此，编写《云南植物志》的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正好此时吴老已初获“解放”在计划处，我自然名正言顺的去请教他了，将总体设计与一些具体细则都请他过目。在《云南植物志》中最不好办的是在《中国植物志》被批判的重点，是对拉丁文种名的来龙去脉的引证，这对于不是从事分类学的人，甚至是工、农、兵，一般是不会追究它的，或者是看不懂的，但是作为从事植物分类的人或研究的人，则是十分重要的，怎么办？吴老提出了省去文献名称而仅列作者及发表年代的形式，这样使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去追究时有点线索，有个方向通过进一步找有关文献目录等书籍，找到该作者发表论著的具体文献，又可以减少些文字，减轻一般读者因过多地，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加重了书的文字负担。另外，在中文名方面尽量搜集各地的名称（一般称为土名），列入异名中和尽量列举用途，并增加经济植物索引，以便一般人查中文名就可以找到要找的植物名称，以及其用途。这是一个创新，与以往出版的有限的植物志有所不同，这样的做法只是在那种年代的产物，若在今天看起来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因为直接写出来，让读者查找更方便得多。无论怎么样，像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萝卜头，带着那样的“人马”，搞起了《云南植物志》这部巨著的前期工作，并在某些方面如政局不太稳定，又逢机构改革、经费不足等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完成到第7卷（其中第3卷由李锡文同志承担），我已经是够满足的了。

另外，更使我高兴的是“文革”后，打倒了“四人帮”，我协助吴老带了“昆植”，也是全国植物研究单位的第一位西德留学生——Gaby Lock，1988年她再次来昆明探望我们时，还赠送我一幅她亲手绣的十字绣，很不简单，后来，又与吴老带了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并很高兴我竟然得到被邀请出国的机会，如今看起来出国不怎么稀奇，可是当年出国不但是一种奢望，而且作为出身不好的人是想也不敢想的。最早的一次是1979年左右，被美国马里兰大学邀请去留学，邀请函、申请书等都寄来了，可我没有去成，这不能说不是一点小小的遗憾，因为这毕竟是“文革”后，“昆植”第一个被邀请到国外留学的。可后来“改革开放”了，情况变了，我曾几次被邀请到美国、日本、巴西、厄瓜多尔、加拿大等地，都比较顺利，而且都是对方全程资助。我第一次到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时，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并赠我该校的荣誉纪念章和全体人员留言、签名的纪念册，我回国后还来函表扬我在该馆时出色的工作；在密苏里植物园屡次都得到该园园主任、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的亲切接待；在日本我受到歧阜药科大学全校副教授以上，包括退休的老教授在内的30～40人的最高的礼遇接待，电视台还进行了直播，按日本这个国家来说称得上是较高的接待规格了；在巴西我们这个学术访问团，我是唯一作了学术报告的，第二天在巴西的最大报纸“Noticia”日报报道了我作学术报告的消息，这些都是我带着“昆植”的招牌，似乎是潇洒地走一回。

由于我走上了“科普”的道路，这些年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云南省、昆明市等电视台、广播电台等，都有播放我的科普作品和一些科普活动、作客嘉宾等的情况，直至去年我还不止一次的上了中央电视台。我高兴的是由于“昆植”的名声逐渐高了，我也被捎了进去。就是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我拿到的奖牌、奖状、优秀离、退休干部等的证书，似乎还是可能弄出几张的，这是社会给我的认可。

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面的，有喜也有忧，有风光，也有无奈。在《云南植物志》编撰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插曲，但无论如何，在所有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云南植物志》顺利出版了。更令人高兴的是，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本奖状，原来是《云南植物志》第1～5卷荣获1993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奖人员竟达9人之多，他们是吴征镒、陈介、李锡文、李恒、闵天禄、方瑞征、庄璇璇、黄素华、徐廷志。这是奖励为《云南植物志》前期出力人员的一个鼓励和有力见证。

世间的事总是如此的凑巧，1999年我已退休，不知是什么原因，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组委会竟几次登门邀请我，到该会主持整个会期的各个园艺作品的比赛工作。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是学园艺的，更没从事过园艺方面的工作，所以与园艺方面的学者们有交往，这完全是他们看得起我，邀请我参加一些他们的学术活动等等。如今则是硬碰硬，面对的都是国际上的国内、外知名园艺专家、学者，若有差错，丢我个人的面子不说，还有损国家的声誉，那才是大事，可是我再三推辞不掉，最后，我只有拿我还有《云南植物志》豆科的编写任务，并且年底要交稿，所以不能去的法宝。不料，对方则以国家的任务、大局为重等言词对我，并提出要发公函与所方协商，将我的豆科任务向后推延一年，果真他们办了，并将有所领导批示同意的公函给我看，这时我才无奈投入“世博会”的工作，在“世博会”结束时，还特别把对我的工作鉴定书寄给“昆植”（1999年10月31日），对于我在“世博会”期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同时在1999年11月15日又向“昆植”发了感谢信，声称“……贵所在科研工作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发扬了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精神，把本单位著名专家陈介教授推荐到组委会秘书处协助工作，同时积极主动解决借调人员的科研工作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具体行动支持博览会的工作。正是由于贵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博览会才有今天的成就。”等语，“世博会”结束，我来不及高兴又投入豆科整体的研究和编写我自己具体承担的部分。

虽然在余下的《云南植物志》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我过早的离开编委会，但这段历史可作为前车之鉴，值得后人去思考和总结。令人高兴的是，我虽然退休，但活得还十分惬意，曾蒙各方看得起，一年到头还挺忙，找我评成果、评论文、评职称和审稿的还不少，就是国外的学术刊物，也来找我审稿。最初他们找到我的学生要我的地址，后来，竟找到标本馆同志的信箱（Email），发来稿件由他们转给我，我不得不在所里的平台设了一个信箱，由我的学生代为管理。我想这些老外不认中文，或者不知道有“陈介先生行将退休”的说明，所以这些老外至今还找上门来；或者是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著作和论文在国外出版发表，他们没在意的原故。

更值得我欣慰的是，我的一帮学子们，个个都比我强，比我有成绩，都是博士生导师、行政领导、院长等，他们带的学生也很出色，而我也仅仅是当年的一位“领导”罢了。他们都较忙，但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的，逢年过节不是打电话就是寄贺卡，在昆明的无论白天多忙，就是到了晚上10点以后，也还要带着孩子回家来探望祝贺。有一次有位学生在“教师节”来探望我时，谈起他招学生时，他要求学生的是，先要学会做人，我非常赞扬他的作法，竟想不到他回答我说：“陈老师，这是您当年教我们的”，顿时我十分快慰，为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这才是“昆植”从吴老、蔡老、冯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传承下来的人间正道。

如今虽已超古稀之年，却又参与以吴老为首的国家项目——《中华大典》植物分典的编纂工作，事情竟又是如此的巧合，我又被出版社抓来作前期工作，“植物分典”的编写总体纲目框架，竟又是由我先拟出初稿供大家讨论完善定案的，我这架老牛破车至今仍在拉着。回故往事，“昆植”给我的真是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