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红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等航天界人士冒雪来到钱学森家中吊唁。80岁高龄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档案馆中接受人民网记者视频采访。 

　　记者：钱老给您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孙家栋：我感到钱老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对教育我们青年这一代是非常以身作则的，非常耐心、认真、负责，所以由于他这样一个精神能很好的把航天队伍从一开始组建，就有非常好的科学是严谨、务实的作风，工作是踏踏实实的，任劳任怨，他以身作则的做到这些方面。 

　　记者：您最早和他接触是什么时候？ 

　　孙家栋：我最早接触是1958年，学习回来以后刚分配到当年叫6638部队，实际上五院，我分配到一院一部，研究室这个组对型号工作是起到搞总体研究的工作，虽然是在基层工作，但是工作的思路，工作提出的见解要非常紧密的和高层技术领导来结合，所以因为这一点钱老经常到我们处里去指导我们工作。 

　　记者：是不是总体设计部？ 

　　孙家栋：对。 

　　记者：您昨天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情况的？ 

　　孙家栋：昨天我是下午1点40几分吧，非常震惊，因为我吃午饭，饭厅里头有个电视机正看中央四台的节目，新闻最后结束的时候，报道了这条消息，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因为钱老已经非常高龄了，直接到他家去请教问题不便于干扰他，但是有些事情我经常通过他的秘书，通过钱永刚同志，有时候向他汇报点情况，同时也了解一些他的身体情况。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还问过钱老当前身体怎么样，当时说钱老身体还是非常好，精神还是非常好，本来准备12月11号钱老过生日，到了99岁了，说不要打扰他了，怎么祝贺他生日好。所以，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震惊，钱老确实是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领路人，对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师（作用）。 

　　因为几十年来，他自己以自己本身渊博的学术，良好的态度，非常好的工作作风，非常关心培养年轻一代，所以从这几方面对我们航天人，尤其是我非常有幸，非常幸运进了航天系统以后，因为是在总体系统工作，总体系统跟高层的技术领导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就等于说高层技术领导在业务方面的思想和要求，总体系统来给他贯彻。 

　　记者：您算学生还是？ 

　　孙家栋：绝对是学生，绝对是晚辈。 

　　记者：4月8号您大寿的时候，钱老专门给您写了一段话。 

　　孙家栋：专门给我写了一段话。钱老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因为我绝对是他的晚辈，学生，几十年来在他的教导下，大家一起做了一些工作。 

　　记者：他给您写的那段话里，称您“您”。 

　　孙家栋：对。这个“您”得有十几处，每次提到都是“您”，所以钱老这样非常谦虚的说话，对我教育很大。同时，他提到一些事情，在航天事业里做了一些工作对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我自己想做一点工作也都是在钱老领导下所取得的。同时，钱老对我也提出很大的要求，很大的祝福，希望再接再励吧，今后尽自己所能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多做一些工作。 

　　记者：孙先生，您刚才说本来12月份钱老将迎来他99岁的生日，您当时也是想着给他过？ 

　　孙家栋：因为他每年过生日我们都是给他寄一张贺卡，形式很俭朴，寄一张贺卡，有时候请永刚同志给他送去，有的时候请他的秘书，他们为钱老做了很多工作，比较了解情况。 

　　记者：您最后有没有了解，钱老最后有没有什么遗嘱或者遗愿？ 

　　孙家栋：因为我了解钱老身体非常好，所以我昨天听了以后感觉到非常突然非常突然，甚至我都感觉到中央台是不是报道错误，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永刚，永刚大概是给他打电话的人太多了，电话根本就不通，打他家里家里不通，后来我给他秘书打电话打通了，后来证实确实是这么个事情。 

　　记者：怎么样理解钱老的科学精神？ 

　　孙家栋：我感觉他有两大特点：第一、非常踏实认真，绝对没有丝毫的虚夸的事情，办任何一件事情不仅从理论方面做的非常透彻，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在我们航天事业来讲怎么样把航天产品的质量抓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钱老有一种非常好的创新精神，因为他自己的专业来讲，原来是力学出身，开始搞风动，搞空气动力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很快就掌握了制动控制技术，写出了在世界出名的工程控制论，在世界上对制动控制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回国以后，他各方面工作非常重的情况下，他提出了系统工程，他在国内接触的很多其他科学领域，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有一本最近出的书，他和各方面专家接触，好比说沙漠学、地质学、建筑学，有些他提到一些观点，确确实实钱老知识非常渊博，他敢于创新，不墨守陈规。所以，我感觉他的科学精神一个是脚踏实地，一个大胆创新。 

　　记者：能具体谈一谈跟钱老接触过程当中，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细节。 

　　孙家栋：（对钱老来说）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老举一个例子－－钱老对我们年轻人是完全言传身教，作为他一个非常知名的专家，我在苏联学习没有回来以前就知道钱学森，回国以后有机会接触了以后，一接触那天心里想见了钱学森，尤其问到学术问题他是怎么回答。但是接触了以后，感觉钱学森同志和我们研究问题非常平淡。可以说是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平易近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地平易近人。 

　　在学术方面，他非常民主，他这样的大科学家，往往有的时候他说完了以后，大家不敢提，实际上对钱学森来讲，我自己感觉到只要你有什么好的观点，敞开来说，你说对的，他很快就可以接受你的意见，你说的错误他也不说你，充分地跟你反复讨论，真正说对了，他都很好地接受你的意见，来修改他原来不太完善的地方。我感觉他对学术的态度，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民主的态度。 

　　所以，这样的话，他每次做总指挥研究问题的时候，好比开工程上的协调会，他主动叫大家提出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他反复跟你交换意见，而不是坐那儿一声不说，就听你讲，完了以后他做总结，往往不是这样的。 

　　记者：我想问一下，因为当年东方二号失败以后，钱老当时也是有一定压力的，我们也知道航天事业一直风险比较高，在那次失败之后，您所了解的钱老心情是怎么样的？后来又是怎么样通过经验的总结又成功了？ 

　　孙家栋：东方二号当年的失败，对我们航天整个里程来讲，确实是失败不是一件好事情，是肯定的，但是我感觉在各级领导下，尤其钱老作为科学技术的主要负责人，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对国家、对民族确实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但是他能很好的拿我们古代人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怎么样很好的按照毛主席教导把坏事变好事，认真总结来改进错误，最后取得成功。 

　　在这一点上，钱老确实组织大家（来讨论）。当然这件事情不是钱老一个人，但是他作为领导，（教导大家）。比如在现场，希望大家不要感觉到工作失败压力很大，应当马上利用这个机会分析故障，总结经验，下功夫。所以，在那种天寒地冻的情况下，（钱老）组织大家干了两三天，就在那大沙漠里头找残骸，找碎片，一点一滴一小块，只要是我们导弹产品上的，哪怕一个小螺丝钉都要捡回来。回来以后，组织大家要高度的负责，因为失败以后，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压力都是很大的，但是确实这件事情要动员大家有一个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我们的事业不怕承担自己的责任，（要）认真，踏踏实实找你自己本身承担的产品有没有故障，这样才能把问题找到。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产品是最熟悉的，别人查你的问题那是来查，你自己确确实实来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身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政治觉悟，非常高的政治思想的品德。 

　　所以，在找回来这么多的残骸里面，大家共同来认领，哪一个小碎块是我的产品，哪个螺丝钉是我的产品，这样大家都把自己被炸毁的产品找回来，完了以后分析自己的产品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