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午纵简历]

　　1978—1982  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获理学学士。

　　1984—1987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化学系及皇后学院博士生，获哲学博士。

　　导师：David  A.Jefferson博士，John  M.Thomas教授（爵士）。

　　工作经历：

　　1982—1983  复旦大学化学系助教。

　　1983—1984  国家科委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局借调工作。

　　1987—1988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助理。

　　1987—1990  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研究教员。

　　1993—1998  剑桥大学超导研究中心研究讲师。

　　1998—1999  剑桥大学化学系资深研究副手。

　　1999—2002  中科院物理所客座研究员。

　　1999—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周午纵博士做客“科学在线”

　　[主持人]：

　　周博士，非常欢迎您到我们网站来。在2004年7月12号国家基金委举办的科技论文写作高级研讨班上，您在回答为什么要发表论文时，谈到科学家与社会的双向承诺，这是所有年轻人在迈进科学大门时，与社会共同签订的“契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周午纵]：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到中国科学院网站来讨论科学家与社会的双向承诺的问题。科学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契约这个问题是我几年来跟我的学生讨论，为什么我们要做科学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写科学论文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形成的一个概念。

　　它的内容就涉及到双向的承诺。社会对科学家的承诺，比如说社会要向科学家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社会对科学家的工作是非常的尊重的，对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的尊重，比如说科学家有一种自由工作的方式，社会对科学家应该是非常的宽容，我讲的是在正常发展的社会里，向科学家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支持，允许科学家长期没有科学成果，甚至允许科学家犯错误，这一点怎么说呢？比如说科学家在科研中犯了错误或者长期没有成果，是不会被开除的。这些东西都是社会对科学家的承诺。

　　社会对科学家违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对科学家不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中国历史上都有这个问题，科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地辛苦，生活条件非常不好。又比如说，社会不尊重科学家的劳动。还有就是社会强迫科学家从事跟科学研究没有关系的工作，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因为政治、宗教的等等原因，强迫科学家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这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被杀害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把大量的科学家送到农村去做体力劳动。我认为这种都是社会对科学家的违约行为。

　　我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说，科学家变成一个宠儿了，社会对他这么好，实际上这是双向的。科学家对社会也有一定承诺的，反映在好几个方面，科学家首先必须保证用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科学工作，保证合理利用国家的资源，这两条就构成了科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除此之外，科学家还要承担传播科学的任务，还有培养人的任务，还要向社会无偿地提供科学成果，我特别强调，是无偿提供的，而不是有偿提供的，因为这是契约的两个方面。还有为国家、政府提供咨询，这种工作也是无偿的，而不是说卖钱的，我提供多少，要给我多少钱。

　　在讲了这些以后，就讲到发表论文，就是科学家对社会的回报的一种方式，这是形式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一种。

　　科学家对社会提供无偿的回报，论文是一种典型的形式，因为我们发表论文是没有报酬的，应该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

　　可以允许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成果，现在还允许吗？

　　[周午纵]：

　　只要正常发展的社会是这样的，我可以举大量的例子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讲到，西方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我们讲到证明“费马大定律”的Andrew Wiles，他是英国年轻的科学家，他在默默无闻工作了七年。后来又发现有一个问题，前后一共工作八年，把“费马大定律”解了，轰动全世界。他在七年当中他是一个人甘于寂寞，没有人问他这七年里面他到底有什么成果，这种例子非常非常多。又比如说，像李约瑟，中国科学史的作者，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他是化学胚胎学的鼻祖，他在化学胚胎学的研究，三十几岁进入英国皇家学会，成为院士。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事业顶峰的时候，突然对中国科技史发生了兴趣，他去学中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没有再从事本来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但是英国这个社会是允许他的，他是典型的“不务正业”的科学家，本来的正业化学胚胎学，后来兴趣转了，转了就转了，因为这个社会承认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好的科学家，他的兴趣转了，完全尊重他个人的选择，从此以后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搞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写了非常大本的著作，这就是对科学家宽容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例子。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在认定的一个领域里面，都是花几年的时间，甘于寂寞，把这个问题做好。没有人去责备他，你每年没有论文，必须要有多少多少成果，没有人。我本人也是这样，我在英国教书做研究，我不记得有人问我，今年你发表几篇文章，你不发表文章也没有关系，你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也没有人给你奖励，一样的。所以，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不能用对待产业工人、对待农民的考核观点对待科学家。

　　[主持人]：

　　但是您举的这些例子，好像最终还是拿出非常像样的成果。

　　[周午纵]：

　　社会对科学家的宽容会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培养了一批懒人，因为我们是吃皇粮的，科学家是吃皇粮的，所以他养你一辈子，在英国大学里面，一个讲师就是终身制的，只要是讲师，确认你这个人有资格做讲师，那就是终身制的，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干活（除了分派的教学工作以外），你可以干很少的活，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责备你，这是负面的效应。但是也有一个正面的效应，因为社会给科学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宽松的环境，给他经费，让他研究，让他研究他自己想要研究的东西，那么就会出好的成果、大的成果。所以，正面的结果要大大高于负面的结果，而且一般的话，大量的科学家已经被确认为好的科学家以后，他凭自己的个人兴趣在生活，所以很少的人会成为一个懒汉。

　　[主持人]：

　　但是如果说，他要若干年没有成果的时候，他是不是自身会感觉到压力，外界不对你提出什么要求，自己有什么压力？

　　[周午纵]：

　　就像我们自己学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没有学好一样，心里会有一些压力，是对的。但是社会应该宽容他，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他自己的感受和社会的宽容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主持人]：

　　西方不同的国家都会像英国采取这种方式吗？像在美国或者其它的国家。

　　[周午纵]：

　　美国的教授是终身制的，所以应该是一样的，正常发展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的契约，这是不成文的契约，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不成文的契约，所以在法律上没有责任的，社会对科学家违约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所有的科学家赶到田里面劳动，这个没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是违约的，违约以后的后果是什么，全社会的人民承担这个后果，我们的损失有多大？这里我不需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损失有多大。科学家对社会违约也是这样的，很多科学家违约了，也没有承担法律责任，我讲的契约是不成文的契约，是社会结构自然产生的契约，违约以后也是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也是由人民承担损失，因为大量消耗了国家的资源，它欺骗了社会，它损害了社会对科学家的信任。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就像我们在历史上损失了几十年的科学发展一样。

　　[主持人]：

　　双方的违约都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大的潜在的影响。

　　[周午纵]：

　　是的，而且是巨大的影响。所有新的研究生到我这里来，我都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所以希望他能够用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

　　[主持人]：

　　科学家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以科学贡献回馈社会，社会应该为科学家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他们安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活动，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科研人员碰到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多的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或者说商业的环节，怎样把正当的商业利益和科学家应该共同尊重的职业道德区别开来，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周午纵]：

　　社会跟科学家有一个特殊的契约，暗示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邓小平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时候是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提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实际上，这个口号这样一个定义，从科学上分析的话，它实际上是不严谨的，因为阶级的划分是由劳动方式和取得报酬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工人有他的方式，劳动方式和取得报酬的方式，农民是不一样的，他的劳动方式和取得报酬的方式，知识分子也是不一样的，科学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把科学家等同于工人，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当时，邓小平提出这个口号的政治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地位非常低，工人阶级的含义其实也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就是做劳动的工人，有领导阶级的含义，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内涵是非常丰富，非常好的口号，我们现在来看来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看科学家的群体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科学家跟工人不是等同的，它的特殊性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殊性，科学家是不严格遵守按劳取酬的原则，虽然我们的社会是以按劳取酬作为基础，为什么？因为从来人没有能够对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做出精确的估价，事实上社会从来没有因为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给予科学家和其经济效益成比例的回报，因为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讲历史上，牛顿的力学定理，他给社会带来多少经济价值？他得到了多少回报？没有办法这么计算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值多少钱？而他本人拿到多少回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连稿费都没有，因为是他死了以后发表的。怎么公正看待这么一个状态呢？而这些全是合理的。

　　像袁隆平教授搞的水稻，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呢？我们现在给他奖励五百万的科学奖，五百万够了吗？这不是由商业社会的一种核算得到，他应该拿五百万，远远不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企图对科学家的重大成果按值论价，给予经济回报是徒劳的，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些都是合理的，正好证明，社会跟科学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是社会对科学家，没有成果，我是容忍，你有了成果，你可以无偿贡献给社会，是这样一个关系。比如说有这种现象，商业社会的问题，有的人拿了成果，有了科学成果到公司入股，比如拿30％的股份。

　　周午纵博士谈“科学家对社会的承诺”

　　[主持人]：

　　袁隆平成立了公司，公司上市，市值是几个亿，这是不是他的价值？

　　[周午纵]：

　　这不是他个人的价值，不是对他个人的回报，这是一种商业的行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社会给他生活和工作条件、研究经费，用了国家的资源，得到了科学成果，如果不是无偿地回报给社会，而是拿了这个东西，作为商人进入到商业社会去投资，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到底是不是应该？因为你跟社会是有契约的，是不是违约行为？我并不想说Yes或No，如果你这样做，已经离开科学家的队伍，实际上你本人自动离开科学家的队伍，因为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科学家的行为。

　　[主持人]：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你自己的观点呢？

　　[周午纵]：

　　我们也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是还是不是，因为第二个点我已经回答了，他已经离开了，虽然他可能还是教授，但是实际上行为已经不是科学家的行为，而是商人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跟科学家有关的，比如说发表论文，有的单位是给予奖金，而且有非常精确的计算。每一篇文章多少钱，影响因子多少，乘上一个系数等等。这个好像带有商业气的做法，这个做法我本人是非常反对这种做法的。因为这样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就像农村里的农民人民公社分红一样，出几个产品，我给你多少钱，每个产品多少钱，是这样的，把科学家当做工人和农民一样，这是非常不好的。你可以借鉴西方的国家的做法，实际上像我们那儿，我在英国教书，大学里一个教师，假定他给你一年的年薪以后，他是买断你所有时间的，他不允许你做其它的工作，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你不能找第二职业的，即使是星期天星期六也不能干其它的职业，原因是，你的休息时间，他实际上也买断了，他付你的工资是365天，包括你的休息时间。所以你要去找第二职业的话，必须得到大学的同意，即使你是从事跟科研有关的第二职业，只要有第二收入，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因为你的休息时间要保证工作时间的精力的充沛。应该是这样，已经买断你。

　　[主持人]：　

　　实际上美国的教授也去炒股，也做商业投资什么的。

　　[周午纵]：

　　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讨论，但是现在很难得出一个正确或者不正确的结论，非常难。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做科研这样一个范畴来讲的话，商业社会的一些规律是不能用到科学界的。拿进来以后，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效应，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事情。

　　[主持人]：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相当完善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说英国，可能使科学界的职业道德如此规范地延续下来？一旦违反了这种职业道德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贝尔实验室的舍恩的造假案，他的母校德国的康斯坦斯大学就剥夺了1998年授予他的博士学位，以阻断他做科学的道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呢？

　　[周午纵]：

　　我认为不是过于严厉，是应该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科学界的职业道德能够规范延续下来，它是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科学的重视有关，人民的素质有关，因为他们一直对科学是非常重视的，长期以来他们都有一整套的规范化的准则，约束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家是吃皇粮的，是人民的钱，科学家的工作必须有一个规范性，吃皇粮的人必须有一个很规范的准则，包括我们的公务员也是一样的，公务员也是吃皇粮的。科学家如果违约的话，舍恩造假是很有名的，贝尔实验室把他赶走了，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是将来诺贝尔奖的得主，很年轻，三十多岁，他的母校，德国的母校取消了他的博士学位，还特别声明，我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是没有造假的，的的确确符合博士学位的标准，但还要剥夺他，就是因为不想让他在科学上有任何的发展，因为这个人的道德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不应该作为一个科学家生活在科学界，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这个人不可信，第二个方面会给其他年轻的科学家带来不好的影响，在他手下的学生，他带的学生怎么保证质量，社会不允许他在科学界继续呆下去。反过来我们看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处理，我们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力度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造假美国有，英国有，著名的大学都有。德国法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有很严格处理这些事情，把这些人请出科学界，可以干其它的活，并不是不让他活了，可以到工厂到公司任职，他很聪明，人很聪明，可以干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就是不能做科学家，特别是不能做教师。契约从此终止了，不能再进来了，特别是不能做教授，科学家跟教授是同一个人，双重身份，科学家带学生培养年轻科学家，不能做教师，做教师的话，会耽误一大批的年轻科学家。

　　[主持人]：

　　就是说做事先做人。

　　[周午纵]：

　　国家基金委请我来为怎么写科技论文的讲习班讲课的时候，我第一堂课就是讲这个问题，有的人不同意，认为我讲的东西他们不爱听，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观念，论文是写不好的。

　　[主持人]：

　　有的人不爱听，原因是在于，他想听的是，到底怎么写论文，怎么提高写论文的水平，但是您讲的这些内容，等于是科学规范化的职业道德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是空的、是虚的。您怎么看？

　　[周午纵]：

　　这个东西不是空的，是实的东西，是一个根本，最基础的东西。写论文有很多技巧性的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堂课就讲到写论文严谨性的问题，涉及到具体怎么写论文，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如果没有这个认识的话，论文是写不好的，会犯很多很多错误的。我们知道，现在关于论文抄袭、造假、挂名、不合理的挂名等等，还有求数量不求质量，等等，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已经在科学界浮现出来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追踪到对科学家和社会之间的契约认识不清楚，他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讲这个事情，技巧性的东西有很多参考书，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担心英语语言问题，我本人在英国读书又做工作，写论文二十年左右，从来没有因为英文不好而退稿了，没有这个事情，人家看你的科学做得好不好。他当然会指出你的语言有问题，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你的语言不好而退稿，语言是一个次要的东西，而科学的成果、质量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做出高质量的论文，科学家的态度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关系。

　　[主持人]：

　　从比较高的层次，科学哲学、伦理对科学家提要求的事。

　　[周午纵]：

　　对。

　　[主持人]：

　　那天在基金委科研论文研讨会班上，《自然》杂志的生物科学编辑Rory Howlett介绍，在该杂志每年收到的6400篇论文当中，中国作者大约300篇，而最后被接受的只有1％，英国有583篇，接受5％，据您了解，中国作者论文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周午纵]：

　　这个问题近几年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国家鼓励科学家写科技论文，在化学领域，中国科学家论文总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三，数量已经上去了。但是出现一些问题，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所以，很多人会问，比如考察一个科学家好还是不好，很多人就问他，你发表几篇文章，不会问他，你的科学内涵是什么？科学成果是什么，具体的不会问的，过份强调影响因子，影响因子高的，就是好，影响因子低就是不好，这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同行之间，不同行之间，影响因子往往是不可比的。

　　[主持人]：

　　不同的学科影响因子……

　　[周午纵]：

　　同一个化学里面不同刊物的影响因子也不可比，因为每个刊物有侧重面，有的是综述性文章，有的只登快报等等，有很多，有机和无机就不一样，所以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拿来很简单地用影响因子判断科学家的好还是不好。

　　论文过于与经济利益挂钩。像我在国外发表论文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发表一百篇两百篇一分钱报酬没有，有时候还要花钱倒贴，彩色图要交钱给杂志社，而国内要跟经济挂钩，排名第一作者拿百分之多少，第二作者拿百分之多少，升等升级，跟房子、经济利益待遇都有关系，这样一来，慢慢忽视了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纯粹为了经济利益，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从国外期刊主编那里得到信息，中国的论文是大量地增长，但是录取率比较小，原因是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中国很多人喜欢把质量不好的论文投到比较高档次的期刊上去，他认为反正写好了，投过去，退稿，退稿也不要紧，作者并没有承担很大的损失，两个星期退稿，我就投到下面差一点的期刊，反正撞，反正我已经写好了，再次退稿，我再次投，再往低一点的投，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就造成期刊编辑部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财力和物力，很多科学家为你审稿，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好的影响。这种文章不应该投到这个期刊上，投给他，他要找三个科学家给你审稿，专家要花时间，最后得到的结论，这个文章不行的。

　　总是有一定的退稿率，如果退稿率太大的话就是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负面反应是什么，海外的期刊主编逐渐对中国作者产生不信任的感觉，我有实际例子。我最近跟国内一个科学家合作写了一篇相当好的文章，我们自己认为相当好的文章，我们寄给美国的化学学术期刊，这是化学界比较高档的期刊，国内的科学家是通讯作者，我不是通讯作者。这个主编就要求通讯作者通知所有的作者，用我们自己的邮件地址给主编写一封信，声明我是参与了这方面工作的，我同意投稿，我曾经看过美国化学学会的道德准则，像保证书一样的，个人保证书。这个事情在西方我至今没有碰到过，因为我作为一个合作者，去年、今年我都发表过文章，都没有碰到这个事情，要求所有的作者给一个保证，我的感觉，就是对中国科学家的不信任。那个主编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不是说故意有什么民族歧视，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应该从中国科学家本身的工作考虑、检讨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再不引起注意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多。这就是讲到写论文，写论文是科学家向社会回报的一种方式，它有三个层次上的目的。第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改进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种途径。这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满足个人的兴趣，完全是科学家个人兴趣的驱使去做，就像有的人喜欢弹钢琴，有的人喜欢唱歌，是一样的，是一种个人兴趣。第三个层面就是比较现实的，为了找工作，为了升等升级，为了出名，为了获得学位，就是为了奖金，三个层面。三个层面都是合理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第二、第三层面上的目的，必须以第一层面上的目的为根本，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层面的目的和第三层面的目的才是合理存在的，否则的话，是不可以的。

　　李政道先生讲过一句话，他的大概意思是说，科学家凭着自己的个人兴趣从事科研工作，而社会从科学家得到的科学成果里面，得到了大量的福利，比如说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为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就是产生了非常美妙的和谐，科学家并不是老是为社会贡献，不需要的，他按照自己的第二层面上的目的性，但是如果科研道德好的人，很严谨地从事科研工作，实际上他虽然没想，实际上已经把第一层面上的目的性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因为科研成果最后造福于人类，如果第一层面上的东西我们根本不考虑，结果第二层面第三层面的驱动力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为什么？老是自己个人兴趣，我可以论文造假等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为了得到奖金，为了找工作，为了学位，我可以编造论文，如果把第一层面的目的性完全抛弃的话，这是不可以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这里讲的投稿，不应该包含造假的论文，但是投稿的时候，也存在严谨跟不严谨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和科学家的重视，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做到严谨，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的。

　　[主持人]：

　　实际上和人最基本的需求其实是倒过来的，最基本应该满足日常生活，然后是他个人的精神上的生活，最高层次是群体、社会的利益。在追求当中，个人的功名对他的成长有好处的，不断有一个目标，不断追求这个目标，首先满足低层次的，不断逐渐达到高层次。

　　[周午纵]：

　　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上，个人层面上，这种关系应该是很和谐的。如果打破这个和谐，你就不行了。就像贝尔实验室的舍恩一样，他发表大量的文章，登在很高水平的杂志上，他很出名，得到了名誉和地位，全世界同行都认为他很有才华，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最后因为他违约了，他最后名誉扫地，走人了。

　　[主持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周午纵]：

　　他考虑三个层次目的性发表论文，就是说，完全把第一层面的目的性给抛弃掉了。也就是说，他把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完全给遗忘掉了，他追求第三个层面上的目的，第三个层面是非常现实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的，我们当然要生存要找工作要生活，想出名是好事情，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仅仅限于这样一个目的性，而把社会责任忘掉了，他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他已经达到过的目的。

　　[主持人]：

　　不觉得这么做很傻吗？不可以长久这么欺骗下去的。

　　[周午纵]：

　　这不是傻不傻的问题，通常不可能长期欺骗的，从这个角度讲是很傻，但是有的人认为不太傻，做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惩罚，照样做科学家照样在大学里呆着。舍恩得到了惩罚觉得很傻，有的人没有被揭发，很自在，被揭发没有得到惩处和处罚也不错。比如说我弄了一些不好的论文，升了教授，做了领导干部，拿了很多的钱等等，商业上的欺骗行为也蛮多的。这种人也活得很自在。

　　[主持人]：

　　所以诚信也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周午纵]：

　　诚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社会对科学家有一种信任，对这种信任任何程度上的损害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契约就是建立在诚信上，社会跟科学家的契约建立在诚信上，如果诚信没有了，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整个社会对科学家没有信任了，认为科学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五谷不分，把科学家整个否定了，所以才会把科学家赶到农村干活，不需要他们干科研工作。契约的成立建立在诚信基础上，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损害了这种信誉，那是非常不好的。

　　[主持人]：

　　就像在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说的，这样做的结果，比如说造假、科学不端行为虽然没有被揭发和公之于众，实际上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对于科学家诚信的信任度在下降，对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还存在。

　　[周午纵]：

　　极大程度上还浪费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比如说造假和发表论文不是科学行为，是科学界里面的非科学行为，不是科学行为，利用了国家资源，我们讲是吃皇粮的，利用了国家的资源，做了非科学行为，所以从任何的层面上讲，这都是不对的，他做了东西以后，论文发表，图书馆给他保存这个论文，永久地保存下去，还有人读这个论文，50年、100年以后还有跟踪它的工作，会造成更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论文造假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持续性地浪费国家资源，持续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是非常不好的。

　　[主持人]：

　　太沉重的话题。

　　[周午纵]：

　　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之所以非常重视科学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虽然能力有大小，我本人在科学界做得也不好，但是不管能力大小，做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重大的成果，我可能做不出来，因为能力有限，但是这一点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

　　你在进入科学大门的时候首先应该端正你的态度。

　　[周午纵]：

　　对，特别是向年轻的科学家强调这个事情，宣传这个事情，而不是讲政治课、空洞的政治论文，不是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

　　[网友]：

　　科学家完成科研任务，不大容易实现双向承诺。这与科研体制是否有关系？在国外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些问题是不是跟现在的体制有关系？

　　[周午纵]：

　　当然是有关系了。现在很不好，但是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说博士生必须完成三篇论文，否则不让毕业。我刚才讲了，这是把科学研究工作当做是一个产业工人、农民的生产方式在处理，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我在国外读的博士，在我的同学里面，很多人没有论文就毕业的，而且他们干得很好。我记得跟我一届有一个英国学生，我在毕业的时候发表过两篇文章，那算高产的，一篇还是两篇，可能只有一篇。

　　[主持人]：

　　几年做出一个博士论文？

　　[周午纵]：

　　三年，很快。这是体制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规定就是三年，大学毕业以后三年就是博士。我有一个同学一篇论文也没有的，也毕业了，而且他的升迁比我快，毕业不久就当了讲师，我做了好几年的博士后。

　　[主持人]：

　　没有论文怎么看得出具备这种才能？

　　[周午纵]：

　　科学家的判断，导师的判断，认为行就行了，以论文的数量衡量一个科学家的质量是非常简单非常幼稚的做法，真正判断一个科学家好还是不好，由其他的科学家判断最准确的，同行判断是最准确的。

　　[主持人]：

　　所以科学院也在实行邀请国内外专家评价这样一种评审制度。

　　[周午纵]：

　　评审制度是很合理的，很可惜很多人不愿意放弃老的做法，还是以论文数量衡量，规定必须每年有一定的数量，这样对科学家来讲是违约行为，因为不给科学家制造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不承认科学家工作的特殊性，用对待产业工人的方法对待科学家。

　　[主持人]：

　　实际上不相信科学家。

　　[周午纵]：

　　不尊重你的工作，很怪的问题，国家希望在中国产生许多大科学家，很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拿到诺贝尔奖，一直在这么讲。同时又限制科学家每年完成多少论文，而论文的质量没人看它考察它，只要论文拿出来就行。这个状态和现状是很不合理的，既然限制他，人家给你出论文就完了，每年出三篇，那就行了。怎么可能产生一个重大的科学成果呢？所以这样一个环境是出不了这么一个好的成果，要想拿诺贝尔奖怎么可能呢？

　　[主持人]：

　　假如没有数量上要求的话，又容易形成另外一种情况，没有压力，没有更多的成果出来？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叫做适度压力。

　　[周午纵]：

　　由科学家判断，由导师判断，博士生由导师判断，他够不够拿博士学位，导师说我没有能力判断，我说导师都没有能力判断一个博士生的质量，而要去看他论文的数量决定他行还是不行，他该不该拿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个导师也很不合格，这个导师也不应该再做导师了，这个问题也是两个礼拜前在北京讲习班讨论的问题，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

　　科学家对社会对公众负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义务，这一点已被大多数人认同，但能掌握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方法的科学家却寥寥无几，在这方面国外有什么好的方法？

　　[周午纵]：

　　国外对科普是非常重视的，我讲一下国外跟中国有些不同的地方。国外的公众意识里面，对科学本身是非常重视的，因为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利益，国外有科学预算教育经费预算都要通过议会的审查，人民有直接的途径可以反应对政府这些投资的合理还是不合理做一个判断。所以他要做大量的科普工作，希望公众了解科学，如果公众不了解科学，他就不了解科技政策，所以科普做得好，比如说有科学周，有大量的公众的科技演讲。英国好像没有，美国好像有，申请国家基金的时候附带说明做一些科普工作，比如到中学讲课，给中学生讲课，敞开大学的大门让中学生进来，让普通的公民进来。伦敦皇家研究院每个礼拜都有向公众开放的讲演课，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大量科普做得非常好。中国也做大量的科普工作，体制的问题或者是机制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说实话，老百姓也不太关心科学的问题，举个例子，中国科技报道报道一个科学家就和国外不一样。在英国多莉羊，克隆羊出来，看报道的时候，英国人会怎么写呢，大量介绍克隆技术怎么回事情，克隆羊多莉羊诞生怎么做出来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的，讲大量的科学背景，最后提到这项工作是爱丁堡某某科学家领导的科学小组完成的，就完了。中国大量科学报道报道科学家的时候，讲这个科学家怎么怎么优秀，得了什么奖什么什么奖，破格提拔什么什么职位，讲得非常非常好，最后人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中国人更注重人，而不重事，西方国家更重事不重视人，原因是什么呢？科学研究本身老百姓是最关心的，这个直接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将来带来利益，或者不久将来或者很遥远的将来带来利益，是哪个科学家做并不重要，你做和我做对社会是一样的，你可以比较过，我曾经比较过这些东西，写的格式不一样，反应社会对科学或者科学家的态度。

　　[主持人]：

　　年轻人现在选专业的时候，好多人不选择做科学，而选择做商业。

　　[周午纵]：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在英国在美国都有这个问题，把科学分成软科学硬科学，物理、化学、数学都是硬科学，商业、MBA、心理学等都是软科学，硬科学需要有知识的积累，有很强的基础才能学上去，软科学这方面要求比较差一点，硬科学又难学，学出来找工作又难，找到工作报酬又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很少人愿意读硬科学，很多人愿意读软科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政府各方面都要做一些工作。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最后社会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科学家。

　　[主持人]：

　　感谢周博士。